一、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

　　宽松刺激政策绝不应该常态化，政府在平时应避免过度干预经济，刺激政策待经济复苏后应及时退出，只有这样，在经济遇到巨大冲击时才有空间大幅加强刺激力度。现在就是极为特殊的时刻。

　　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全球经济因疫情而遭受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冲击，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欧美发达经济体短期内势必大幅衰退，我们预测欧美经济二季度同比萎缩可达15%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全球GDP增速预测从之前的3.3%下调到-3.0%，远低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0.1%。

　　全球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将导致投资和耐用消费品需求萎缩，全球贸易会迅猛下滑。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疫情本身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截至5月19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99万例，死亡病例高达32.5万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虽已见顶，但还在八九万左右的高位徘徊。病毒已大规模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蔓延，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落后，因此可能会延长全球疫情。

　　疫情冲击之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下跌14.5%，而同期财政支出只下降2.7%。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加码，四月份财政支出同比上升7.5%，但财政收入同比却下降15.0%。对地方政府而言极为重要的土地出让收入，今年前四个月同比下降4.5%，而去年全年上升11.4%。

　　在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政府预计今年财政收入下降5.3%，土地出让收入下降3.0%。给定前四个月的财政数据、政府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承诺，以及未来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今年财政收入下滑有可能较大，因此需要通过大量融资来弥补赤字。

　　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提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为重启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务实的解决方案。在全球疫情冲击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有为、加力提效。

　　二、我国举债还有空间

　　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54.2%。该指标在过去十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但依然显著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19年底美国的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100.1%，欧元区为84.1%，日本为217.8%，英国为85.4%，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为52.1%，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100.6%，全球平均水平为81.7%。

　　总体而言，由于我国储蓄率高，外债比例低，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政府还掌握巨量优质资产，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在疫情的巨大冲击面前，我们认为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加力提效，尤其是中央政府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较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3.76万亿元），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需要指出的是，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安排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3.8%，看似低于去年的8.1%，但是如果加入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预算外的赤字安排，我们估算该口径下今年我国的财政支出增速为13.5%，明显高于去年的11.1%。从这个角度讲，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是较大的。

　　政府今年没有设置GDP增长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智地提出赤字率3.6%“以上”安排。我认为千万别小看了“以上”这两个字。这表明，面对不确定性时政府的安排务实灵活。

　　一方面，给定支出增幅，如果预算收入跌幅超预期，赤字率会上升，政府就需要增加预算内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数量。另一方面，即使预算收入跌幅符合预期，政府也给了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政府对于财政政策的安排中，纾困与需求刺激并重。在纾困方面，政府取消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重点强调稳就业，要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在需求刺激方面，政府强调要推动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

　　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农民工失业的统计缺失，目前保守估计还有10%的农民工尚未回到工作岗位。疫情冲击时，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