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分享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学者通过细致的分析和考量，提出了在反贫穷方面具有可执行性的措施，不仅延展了该领域的理论基础，也“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提出了实验性方案”。

　　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广受关注，在于其与现实的“远”和“近”。

　　诺奖离现实很近，反贫穷不是空话和大话，而是重要的现实问题，就贫穷产生的原因思辨政策得失，方能惠及“沉默的大多数”。诺奖离现实很近，在于本次获奖者做出的重要理论和实证贡献对于我们理解当下大有裨益。

　　第一，本次诺奖颁给在反贫穷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三位经济学家，提示出当前全球需要或者应该更多关注“贫穷的本质”。穷人未必是经济增长或者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但一定是经济衰退或者经济放缓的最大受害者。在全球化倒退、收入分配空前失衡的背景下，没有话语权的穷人并非趋势和市场的主导力量，反而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特别在当下，贸易冲突引发了全球经济阴霾，从反贫穷的立场看，政府更应该有所作为，以避免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恶化。

　　第二，三位诺奖获得者的理论见微知着，揭示出反贫穷政策的“蝴蝶效应”。反贫穷绝非一时之功，但小的努力最终会积累产生巨大的效果。贫穷的原因并非完全在于穷人在经济决策方面的非理性，而更多是影响其命运的信息、资源、环境等要素与代表性个体有所差异。这也意味着反贫穷的政策选择需要更加注重细节和根源，方寸见真章。

　　第三，反贫穷需要更加对称的信息和更加公平的机会。当前，全球两极分化的形成带来了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氛围，这在某种程度上将阻碍要素的流动和自由贸易，从而与反贫穷的初衷格格不入，甚至会加剧“贫穷的诅咒”。所以，改变贫穷需要彻底反思经济政策，改变“以邻为壑”的导向，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信息顺畅流动，推动更多的自由贸易机会。

　　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诺奖距现实也很远，理论的时效性、假设的合理性、贡献的思想性也令部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脱节于真实的经济世界。着眼于现实，在经济学灯塔指引下的行动力弥足珍贵。

　　诺奖距现实很远，因为当下真实经济世界的发展在不少方面已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其一，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表彰的工作大多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理论与经验贡献，其经典性的另一面是滞后性或非完备性。从这个角度而言，诺奖其实是对过去的回溯性评价。

　　其二，经济学理论的原点是对于现实的有条件抽象，所谓化繁为简，以还原出复杂性背后的本质规律。但在当下分工日益细化、业态不断涌现、科技跨界爆发的时代，对于传统假设本身的挑战或对于假设是否仍能反映现实的质疑更加凸显。

　　其三，传统理性决策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家、企业、个人都是经济决策的主体，不同版本的理性行为模型是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和工具。但在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岛主义等短期非理性行为冲突与杂糅的环境中，基于单一或改进的理性模型所作出的前瞻判断与现实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其四，本世纪以来部分年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将追求于思想创新让位给执着于分析技术之嫌。技术化固然丰富了经济分析的武器库，但相对于穿越时空的经济思想，终究会成为可被替代的手段。

　　经济学理论如一座座灯塔，能帮助我们认清部分经济真相，但要解决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更需要行动力。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四个字中：等待、希望。继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关注于可持续发展的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罗默（Paul M． Romer）教授之后，本次诺奖颁给三位致力于反贫穷事业的学者，饱含着“希望”和“等待”的正能量。从三位获奖经济学家的长期实验和调研看，反贫穷的措施只要坚持下去，或能取得超出预期的成效。而事实上，中国凭借强烈的决心、殷切的希望、有力的举措，为全球反贫困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无疑是对于反贫穷行动最好的宣传。相信纵使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之下，凭借理论的指引和实干的态度，反贫穷事业终将开辟新道路，迎来新未来。

　　□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王宇哲（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