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下午，任艳红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看守所。受访者供图。

　　在看守所待了八年，山东临沂任艳红回到家中。2019年8月1日下午，任艳红收到了释放证明书。证明书显示，因临沂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决定释放。

　　2011年7月5日晚，山东省临沂市费县上冶镇东岭村李忠山一家三口饭后发病，送医后相继死亡，经诊断为毒鼠强中毒。

　　命案发生后，费县公安局把任艳红列为嫌疑人。此后，任艳红两次被判死缓。2019年1月2日，山东高院以一审程序违法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

　　2019年7月2日，任艳红收到临沂中院裁定准许临沂市检察院撤诉的裁定书，临沂市检察院以“证据发生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法院准予撤诉。

　　释放回家的任艳红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她说，“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身体养好，和家人好好相处。”

　　“邻居关系太好了”

　　2011年7月5日晚，山东省临沂市费县上冶镇东岭村李忠山一家三口饭后发病，送医后相继死亡，经诊断为毒鼠强中毒。此前，一家人多次出现中毒症状，半年前，李忠山的儿子李浩也因鼠药中毒身亡。

　　李忠山家出事后，邻居任艳红的丈夫吴士国是最早赶到现场的人之一。当日晚上近6点，吴士国接到李忠山的求救电话，“李月和她妈妈发病了，快过来。”吴士国和妻子任艳红赶紧往李忠山家跑。李忠山家在吴士国家东边，两家相距不足20米，中间隔了两户人家，由于年纪相仿，往来比较多。

　　吴士国先到，看到李忠山口吐白沫。任艳红随后赶到，她叫来几位邻居帮忙，同时赶来的还有李忠山的侄子。“当时我是去救人的啊，怎么成了杀人？”任艳红告诉新京报记者，事发当天下午她带女儿菁菁（化名）买了豆腐回来，路过李忠山家门口，菁菁想进去玩，看到李忠山夫妇和侄子在房顶，菁菁调皮，任艳红担心危险不让她去房顶，就把她拉回家了。

　　任艳红回忆，她被抓后，得知丈夫和哥哥也被抓，她担心两个孩子无人看管，被迫在笔录上摁了手印。

　　2013年临沂中院一审开庭时，任艳红在庭审现场翻供，称自己没有下毒，与李忠山也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庭审结束后，法官准许任艳红与家人匆匆见了一面。吴士国回忆，当时任艳红哭着喊到：“不是我干的。”他告诉任艳红“你在里面坚持，我在外面坚持”。

　　释放后，任艳红告诉记者，最不能接受编造她和李忠山的关系。她心疼丈夫吴士国又当爹又当妈，曾让律师转达，如果他想再组建家庭，她也能理解。吴士国听了情绪崩溃。“我们两个人自由恋爱在一起的，她19岁，我20岁。这个事早晚得有个结果，我要对得起二十年的感情。”吴士国说。

　　提起当年的事，吴士国最大的感触是，“邻居关系太好了，”新京报记者此前采访中了解到，警方办案时先询问了谁与李忠山家有仇，后来又问谁家和李忠山家关系最好，得知是任艳红两口子与李家关系最好。

　　两次死缓两次发回重审

　　任艳红被抓后的头一两年，很多人在背后议论，吴士国一度有些抬不起头。女儿菁菁一般不愿提起母亲，有时说起来就哭了。

　　“我相信不是她干的，她在里面不易，我在外面该干什么干什么。”吴士国是个寡言的人，心里难受他就硬憋着。

　　任艳红的哥哥也坚信任艳红是无辜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成家后也在一个村，了解她的人品。”任艳红被抓这八年，哥哥任庆传心里总是装着事儿，高兴不起来，也很少笑了。

　　为了帮任艳红伸冤，一开始他们找了费县的一位律师辩护，但这位律师并没有起到作用，“两年他就去会见了两次，没有出什么力。”

　　一审判决下达后，吴士国和哥哥又到济南寻找律师辩护，几经周折，找到了一位张律师，代理了第一次上诉和第一次重审开庭阶段。

　　“这位律师去了看守所会见了十多次，很尽心。任艳红在里面的情况他都告诉我们，我们也请他跟任艳红说家里挺好，怕她担心，我妈妈去世的事也没跟她说。”吴士国说。任艳红被抓后，吴士国母亲一直郁郁寡欢，2017年，母亲喝农药自杀。

　　案件发回重审后，2017年7月，中院再次判决任艳红死缓，这段时间，任艳红身体状况慢慢变差。

　　“当时我们也有些灰心，实在是没招儿了，最后还是不死心，在网上找到洗冤网，天天给伍雷律师打电话，终于有一次他接了，看了案卷后介绍了袭祥栋律师和李仲伟律师。”任艳红哥哥介绍。

　　两位律师介入后，发现了一些疑点。他们发现，任艳红供述的五次投毒中，第一次和第四次没有作案时间。这两次，有证人证明，任艳红均在距离家较远的村庄帮人打房顶（盖房子）。新京报记者今年1月份走访了这些证人，他们都表示愿意为任艳红出庭作证。

　　“这两个律师来的不多，但每次来都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任艳红哥哥说，律师发现，毒物鉴定中最重要的质谱图警方没有提供，除此之外，李仲伟律师表示，鉴定结论中，并没有显示现场有任艳红的脚印、毛发、指纹等信息，检方出示的41个人口供只能证明李忠山一家发病，不能证明与任艳红有必然联系。

　　被改变的两家人

　　2019年1月，山东高院第二次发回重审，2019年7月2日，任艳红的老公和哥哥接到检察院撤诉的消息，“又高兴又难受”。这一个月来，他们前往临沂四五次，询问消息，但见不到具体办案人员，只能去信访处。

　　回来后，他们也每天都给信访工作人员打电话。“度日如年，很煎熬，基本上没有干活，怕错过消息耽误事。”任艳红哥哥说。

　　案发时儿子正值青春期，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这两年即将谈婚论嫁的女朋友也因母亲的事告吹。他很早辍学，近年来跑到新疆打零工。

　　任艳红出来后，与家人抱头痛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说什么都弥补不了一家人的亲情。”

　　死者李忠山家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李忠山一家人死亡后，住宅常年大门紧锁。因遗产问题，双方父母还打了官司，法院判决李忠山父母将房子卖了之后分一半钱给许永兰父母，但这样的房子无人购买。

　　2013年临沂中院一审判决后，四位老人提起抗诉被驳回。他们想去相关部门找找，但没有门路，出门后有时连路都不认得。

　　李忠山母亲透露，命案发生那一年他们几次去吴士国家找，但都无人在家。到了春节，她拿着象征家里死人的白纸贴到吴士国家门上。他们认定，“任艳红就是凶手。”

　　2019年7月7日，他们就临沂中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上诉，要求追究任艳红的刑事责任，赔偿上诉人各项经济损失587013元。

　　8月2日，不少亲戚朋友来到任艳红家中探望，姐姐说，“你这身体估计得恢复一年吧。”任艳红没有回答，她也不知道，失去的健康和亲情，需要多久会恢复和弥补。

　　对话任艳红  “天天等，想着总有一天会清白”

　　新京报：知道自己要从看守所回家的那一刻，什么心情？

　　任艳红：当时很激动，不敢相信，问警官是不是真的，他说是真的。

　　新京报：有想过自己能从看守所走出来的那一天吗？

　　任艳红：想过，我自己是冤枉的，有律师帮我伸冤，找了足够的证据。

　　新京报：什么时候得到通知被释放的？

　　任艳红：8月1日下午，当时在监室里坐着。心情非常激动，很高兴。监室里的人都替我高兴，有的都流泪了，我也哭了。

　　新京报：从得知撤诉到现在，在看守所怎么过的？

　　任艳红：得知撤诉到现在一共29天，心情太难过了，天天等天天盼。住在里面，每天都等程序，想着总有一天会清白的。

　　新京报：在里面呆了多少天？

　　任艳红：2931天，整整8年零9天。

　　新京报：从看守所出来的具体过程？

　　任艳红：家人到了之后，看守所的人把我送出来。我把在监室里穿的衣服扔垃圾桶里了。在车里换上新衣服。头发都白了，先去县城染个头发。

　　新京报：见到家人什么心情？

　　任艳红：看到家人一瞬间就哭了，什么也说不出来。光想哭了，抱头痛哭。感觉这几年我在里面不容易，他们在外面更不容易，一直等我，让我坚持。

　　新京报：家人这些年有什么变化？

　　任艳红：儿子女儿都快认不出了，时间太长了。女儿抱着我哭我才认出她，我老公变化太大了，变老了。哥哥这8年来四处跑这个案子，也老了。

　　新京报：被释放后到现在，缓过神来吗？

　　任艳红：昨晚一夜没有睡着，感觉像是做梦，有点不相信自己真的出来了，问了我对象好几次，是真的吗，是在家里吗？看到裁定书，释放证明才觉得是真的，晚上看到女儿在床上睡觉感觉应该是真的。

　　新京报：休息、吃饭怎么样？

　　任艳红：现在吃得很少，看守所里坐着不动，我也不怎么吃了。有段时间有些神经衰弱，睡不着，看守所的医生给我开了药，现在还行吧。

　　新京报：身体有不适么？

　　任艳红：在里面吃蔬菜少，缺钙缺维生素，牙缺钙掉了几个，浑身感觉没劲淌虚汗。走路走快了会腿疼。

　　新京报：会不会担心不能很好地融入现在的社会？

　　任艳红：刚出来晕头转向，东西南北都不知道，听说村里变化也很大，我也没有出去看呢。手机不会用。

▲8月2日下午，任艳红在女儿的指导下和朋友微信视频。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摄

　　“最不能接受编造和李忠山的关系”

　　新京报：当初被抓走，想过会被关押这么久吗？

　　任艳红：没想到，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新京报：被抓时你有反抗吗？

　　任艳红：当时没有反抗，我想着就是询问我情况呢，一开始去的是个酒店，没想到去测谎后就没有回来了。

　　新京报：测谎为什么没有通过？

　　任艳红：那天早上8点来钟到晚上一直坐着等，困得累得很，我看到一个机器插着电就害怕，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确实心跳加速，他们问我话只让回答是不是。

　　新京报：报道说你和李忠山有关系？

　　任艳红：说和李忠山的关系最不能让我接受。我和我对象是自由恋爱，我19岁，他20岁时认识，两个孩子这么好，日子过得这么好，找谁呀。当时他们说必须得说和李忠山有关系，不说就死定了，李忠山有过错我对象可以告他，不这样说就枪毙了。当时就想着我死不了，后来才反应过来，不让我说这些话我有什么理由去害她们家呢？给我扣上个帽子。

　　新京报：什么时候妥协的？

　　任艳红：一直没想承认，手印是他们拉着我摁的，一直都不承认。我家人被抓后，费县检察院提审我觉得没有办法了，提出去会挨打，我很害怕。

　　新京报：什么时候决定翻供？

　　任艳红：下逮捕通知后，案子到了临沂市中院。临沂市检察院提审时就下定决心翻供，不是我干的。当时过了半年了，越想越不行，孩子妈妈是个杀人犯怎么过啊，我没做这个事就决定翻供，开庭后时翻供了。

　　新京报：2013年6月4日，第一次被判死缓，当时什么心情？

　　任艳红：收到一审判决书的时候我看到结果，死缓限制减刑，一下子就昏过去了，心凉了。但我很快就上诉了。

　　新京报：第二次判死缓，你怎么想？

　　任艳红：高院发回重审后又判死缓，这次我没有眼泪了，心里难受，把判决撕了，里面写的一点都不是事实，撕完就哭了。后来家里帮我找了律师，后面觉得有希望了，脸色也好看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感觉离死亡最近？

　　任艳红：想过，进去的时候就想死，但是死不了。后来又判刑，还限制减刑，一点希望都没有。

　　“邻居一家死亡我感觉很可惜”

　　新京报：什么时候觉得最难？

　　任艳红：第一次开完庭，判决死缓，上诉的时候最难，感觉下判决了，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了。

　　新京报：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吗？

　　任艳红：有感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第一次上诉到高院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很难过，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后来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我就哭了，觉得高院是公道的。

　　新京报：什么支撑你坚持下来？

　　任艳红：第一个就是想把案子澄清，我不是一个杀人犯，顶着杀人罪的罪名不行，不能让家里抬不起头，为了两个孩子和她爸爸要坚持，第一次开庭我对象说让我坚持。第一次死缓、第二次又是死缓，我还是上诉了。

　　新京报：在看守所里都做些什么？

　　任艳红：基本上都在等程序，晚上才开电视，白天看报纸，攒了很多报纸，我主要看法律方面的，聂树斌、陈满案，人家那么多年也都坚持了。看了报纸上写的和自己在刑警队的遭遇太相似了，我本来想在开庭的时候，但是检察院撤诉了。

　　新京报：如果开庭了你想说什么？

　　任艳红：想说他们暴力取证，抓亲人，让他们出示同步录音录像。

　　新京报：对于邻居李忠山一家的死亡，你有什么想法？

　　任艳红：两家关系之前挺好的，小孩都在一起上学，感觉很可惜，很疼小孩。

　　新京报：会和他们家人联系吗？想对他们说什么？

　　任艳红：没想过，不想发生冲突。如果有机会能不起冲突说话，我想说确实不是我。

　　新京报：有想过为什么自己被怀疑吗？

　　任艳红：我和我对象是第一时间去救人的，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当作嫌疑人。警方有破案的压力，听说是找算命的，说是黑黑的个子矮矮的西邻居，就是我，算命的太可笑了胡乱说。

　　“想把身体养好，好好和家人相处”

　　新京报：想对家人说什么？

　　任艳红：光想哭了，抱头痛哭。感觉这几年我在里面不容易，他们在外面更不容易，一直等我，让我坚持。

　　新京报：和儿子、女儿现在关系怎样？跟他们聊这件事吗？

　　任艳红：很好，昨天出来后儿子一直拉着我的手，问妈妈想吃什么啊，今天早上菁菁（化名）洗头帮我倒水，又怕烫了又怕凉了，帮我弄温水洗头，一点凉水不让我碰。这个事儿聊不聊他们也都知道了。

　　新京报：最想对丈夫吴士国说什么？

　　任艳红：这八年太不容易了，又当爹又当妈，出来一起好好过日子。

　　新京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任艳红：和家人待一段时间，想办法生活挣钱。

　　新京报：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这八年有想过怎么过？

　　任艳红：如果没发生这事儿，家里应该盖起楼了，儿子结婚了，孙子都抱上了，对象不会老成这个样子，我娘（婆婆）也不会去世了。我昨天才知道，我娘才73岁，喝药死的，我一下子就接受不了。

　　新京报：目前觉得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任艳红：自己没有工作，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干。以前做的搅拌机工作现在没什么力气做不了了。

　　新京报：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规划？

　　任艳红：现在对手机什么一点都不懂，出来之后也不知道干什么。先养养身体，挣点钱，儿子还没娶媳妇。我变化太大了，感觉什么也不会了。

　　新京报：有什么心愿？

　　任艳红：把身体养好，和家人好好相处一段时间。

　　新京报：会申请国家赔偿吗？

　　任艳红：对于赔偿这块，还没想过这件事，再多钱买不回这八年受的罪，失去的亲情。现在有自由和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好了，谢谢所有相信我，帮助过我的人，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感谢两位律师，一辈子都无法忘记他们为我们做的努力。

　　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山东临沂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