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铮

　　近年来，中国的债务问题一直是关注焦点。中国整体宏观杠杆率较高、上升速度较快是不争的事实，但无论从国际比较还是中国国情看，判断一国债务问题还要看发展阶段和制度体系、经济结构等。对中国来说，近年来债务和杠杆率上升的大背景是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城镇人口增加，城市数量和建制镇数量都有明显增多，初步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个城市群，城镇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6年的57.35%。过去5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点二个百分点，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现有研究表明，无论从工业革命以来欧美经验还是发展中国家近年经历观察，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如影随形。有研究测算，一国城镇化率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85。以地理空间上的人口和产业集聚为表现的城镇化过程，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极大释放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但与城镇化相对应的是债务比率（债务总量/GDP）迅速上升。BIS（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总体债务率自2008年以来迅速上升，从142%上升至2016年末的257%，但略低于发达国家平均值，与欧元区、英国、美国大体相当。

　　从国际经验看，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国家或地区，其债务水平通常呈扩张态势。首先，城镇化水平提高，对交通、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会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并且这些财政支出具有刚性。其次，处于扩张阶段的企业对资金需求量巨大，尤其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债务融资是企业重要选择。最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超前消费理念普及及科技进步等因素，会推动居民消费信贷规模不断增加。

　　城镇化发展并非意味债务水平持续上升。有研究对124个国家1983年至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和金融杠杆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城镇化率的上升，金融杠杆水平会先上升后下降，而经济增速也会随之放缓。具体而言，当城镇化率达到56%至63%时，私人部门信贷/GDP可能出现拐点；当城镇化率达到60%至63%时，总体债务率可能出现拐点。根据最近5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速推算，预计中国金融杠杆水平很可能在2019年至2021年进入拐点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