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1月29日上午9点41分，“杭州发布”通报，1月28日杭州新增确诊人数19名，其中有2名，正是来自1月24日新加坡酷航的TR188航班。

　　该航班1月24日从新加坡樟宜机场飞往杭州萧山机场，当航班抵达的第二天，就已确诊2名新冠肺炎患者，现在，这个数字上升至4名。机上335名乘客中，有116人原本飞往武汉，但由于武汉航班取消，他们不得不选择其他航班回国，杭州成了他们集体选择的目的地。

　　一边是非武汉乘客本能的不安与担忧，另一边是武汉人害怕成为病源的忐忑与回国心切，在两难的抉择面前，谁来保护他们各自的权益？

　　记者 | 薛芃 驳静

　　“杭州的先下”

　　1月24日下午，戴永新一家三口很早就到了樟宜机场，没能买到口罩。远在杭州的大儿子头一天就告诉他，“最好买一点口罩”，他在酒店附近的大商场和几家“7-11”都没能买到。他们一家三口，直到飞机降落后，才从防疫人员手中领到口罩。与4位确诊患者共乘一机的他们，全程没有防护，对于能否顺利解除隔离，戴永新心中忐忑。

　　同样忐忑的还有徐可与父母。他回想起来，新加坡机场的安检“形同虚设”，尤其是没有测量体温，似乎对当前的疫情显得漫不经心。

　　原本这架航班上有4个团，其他都是散客。其中的赵女士留意到，酷航更改过一次飞机型号，她后来怀疑，“是为了增加武汉改签杭州的116名乘客临时换的”。得知武汉肺炎疫情后，新加坡酷航决定取消1月23日到2月2日期间所有飞往武汉的航班，原本这些航班的乘客可全额退款或自愿选择酷航其他航班，飞往大陆其他城市及港、澳地区，或将机票无限延期。

　　徐可一家是登机比较晚的一拨人，坐在飞机的后排。此时，前面的位子已基本坐满。

　　5个小时后，飞机于1月24日晚上9点半落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一看表，比计划早了15分钟。机舱广播让乘客暂缓行动，按住了部分飞机一停稳就拿取行李的乘客。十几分钟后，上来2位身穿防护服的人。

受访者供图

　　波音787是宽型客机，有2个通道，2名防疫人员从通道一头开始分发“健康申报卡”。戴永新一家三口的座位在飞机中间一排，发到他们的时候，他问，“为什么不让空姐一起发”，他以平常国际航班乘务员发放入境卡为经验，想不明白为何发表格不能发得高效一点。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不要管”。

　　跟经验老道的戴永新相比，徐可则“老实”得多，21岁还在读大学的他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感到新鲜。他以为，这些都是航空公司和机场检疫在非常时期的常规程序，和大多数旅客一样，填完表后，耐心地待着等出舱。

　　从发表格到最终放行，大概花去一个半小时。飞机广播终于通知，“武汉乘客或最近去过武汉的乘客原地不动，其他乘客有序下机”。

　　徐可坐在最后一个机舱，他跟着人流一点一点往前舱门移动，越往前走，他发现坐着的人越多，他本以为这些乘客只是不愿挤，但从他们身边路过时，低头瞟见，他们表格中“出境地”一栏，无一例外填的都是“武汉”。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整架飞机约有三分之一的座位，都坐着武汉人，远比猜测中多得多。

　　那一瞬间，徐可心态有点崩了，本能地开始感到恐惧。1月25日这天，新型冠状肺炎通报的全国确诊病例达1975人，其它国家也陆续有诊症病例传出。人虽在“新马”，心思却被每天手机里的信息牵住，这么多“武汉出境者”，更使一家人感到不安。

　　徐可没想到，在回家的最后一道关卡上，他们和一百多位武汉人共同处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长达7小时。“当时我也不知道都想了些什么，但已经做好了被感染的心理准备。我自己倒还好，就是担心爸妈，不是说好多被传染的都是中老年吗？”

　　机场除夕夜

　　等他们到机场大厅，离飞机落地有1个多小时。

　　戴永新在饮水机处，碰到飞机上服务他们那几排的空乘小姐——11名机组人员，将与219名乘客一起被隔离。戴永新回想起，飞行期间，这位空乘曾试图为他们一家三口调换位置，但后来又放弃了。他于是上前问她，“是不是我们边上有武汉乘客”。这位空乘员长得很好看，也是杭州人，不过对她老乡提出的问题，给了一个以模棱两可的答案。

受访者供图

　　戴永新最后一次看到“武汉人”，就在到达机场大厅后不久。他本以为，下了飞机后，就没有机会与他们再有交集，没想到又看到了，是两位姑娘。她们出现在视野中时，左右各有3名“护法”，将二人护在中间。赵女士也看到了这一幕，她觉得这两位姑娘是“二十出头”，“围着她们的起码有4个人”。他们都是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一行人出现时挺引人注目，朝机场洗手间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