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今电子烟的购买者以中青年群体为主，电子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时尚。

　　2：在实体店或者电商平台的标价在100元左右一盒的烟弹，成本不到20元。

　　3：政策风向对电子烟行业影响很大，电子烟的禁令已在全球蔓延。

　　9月17日，罗永浩通过微博与FLOW划清了界限。对一个精明的商人来说，当电子烟的是是非非甚嚣尘上之时，要避免给自己挖坑儿。

　　但他始终还是小野科技的合伙人，电子烟也许寄托着他后半生的营生。于是，一周之后，罗永浩又引用了媒体一篇《纽约大学教授：电子烟将在未来十年拯救700万烟民生命》的文章中的一段文字，却没发表任何评论。

　　从电子烟行业品牌、销量双双崛起致使融资金额攀上数十亿元，到引发疾病、涉及毒品滥用、宣传虚假功能的争议致使全球禁烟令漫天纷飞，再到呼之欲出的电子烟国家强制标准……在电子烟行业摸爬滚打的人们，都如罗永浩一样透彻：2019年，电子烟虽然火得一塌糊涂，但也来到了生死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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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烟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山寨机”

　　“为什么想做电子烟？”

　　“时代变了，选品越来越难。”

　　面对记者这个开门见山的问题，郎小龙（化名）的视线并没有改变，继续盯着因快速搅动而形成的咖啡旋涡，用勺子逆向在旋涡中划出波纹。

　　在深圳打拼了十多年的郎小龙很明白，那个靠一款山寨机就赚得盆满钵满的时代，走到了尽头。但在2018年下半年，看到电子烟在中国出现了品牌疯狂繁殖、资本热钱不断进入的盛况，郎小龙又在想：“电子烟会不会成为他生命里的下一个‘山寨机’……”

　　郎小龙，1997年毕业于国内一所知名的财经院校。由于家庭环境比较优越，因此，稳定的工作对于他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即便是当时在中国知名科技企业做到了高管。

　　2004年，郎小龙来到了深圳，因一次活动结识了在深圳华强北打拼的周运齐，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华强北做山寨手机生意。

　　郎小龙告诉记者，当时，两人决定先去华强北租一个柜台，“这个柜台一方面用于采购方与厂商联系，另一方面用于在市场前端了解需求再与后方的上游反馈。”

　　在当时热火朝天的华强北，租一个柜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价格和承租时间都是对方说了算，几分钟做决定，不然马上被抢走”。郎小龙看到这一情景更加确信，来到深圳是一个正确的抉择。

　　果断的决定没有辜负两个年轻人，两年之后，郎小龙和周运齐靠“串货”收获颇丰，于是他们成立了属于自己的手机代工厂。

　　郎小龙像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回忆当年，他们做的第一款手机就成了爆款，“屏幕够大、功能齐全、做工过得去”，在那个需求爆炸的年代，郎小龙仅凭屏幕大这个突破点就收获了超千万元的销售额。

　　2008年，郎小龙和周运齐在深圳山寨手机行业已经颇有名气，而将手机出口到海外，又成了一个吸金之路。在经营山寨机出口贸易的年头里，郎小龙也成为了成功的淘金者。

　　“用一夜暴富来形容准确不？”郎小龙笑了笑，“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用郎小龙的经历来说，2004年~2010年，应该是华强北最辉煌的时代，凭借深圳成熟的电子元器件产业链和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西门子、爱立信等国外手机品牌在中国的火热，山寨机以超高性价比的优势迅速崛起，出口到非洲、东南亚等地的山寨机市场供不应求。在挤满了淘金者的华强北，一夜暴富的确算不上神话。

　　但没有什么神话是可以持续不变的，2010年之后，随着小米、OPPO、华为等国产品牌手机的崛起，山寨机的国内外市场都在不断被蚕食，直到2018年初，在山寨机神话走向了最后时刻，郎小龙，拿着上千万元的资金，退出了曾经一手建立的公司。

　　在深圳这个风向异常敏锐的城市，像郎小龙一样逃离山寨机行业的不在少数，但这群人更快地进入到了电子烟行业，而从上一个项目抽身到在电子烟的上半场挖到第一桶金，有的仅仅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