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发自重庆 实习生 朱玉茹 钱雅妮 李然

　　创业者雷厚义没有想到，自己引发关注是因为创业失败。 

　　7月的重庆阳光燥热，热气吞没了大街小巷，高低起伏的街道两旁几乎看不到共享单车的影子。雷厚义刚接完一通电话，眉头紧蹙，他双手交叉放在身后往前踱步，到公司前，他发现钥匙不知道扔到了哪里，穿着一双拖鞋匆忙奔了回去。 

　　退出共享单车领域一个多月，“失败者”的标签还是贴在他身上：前几天，一则新闻把他评为2017年“最失败的互联网创业者”，30个失败案例里排第一。 

　　他对失败不陌生。从大一退学，到北大当保安做旁听生，再到数次创业，25岁的雷厚义屡败屡战，喜欢赌“大”的。 

　　“这个社会很公平……”他身穿白衬衣，短裤起了褶子，几乎无法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也顾不上鞋子掉在一旁，“该走的路老天爷一步都不会让我少走”。他的声音时高时低，像起伏不定的波浪线。

雷厚义保留了悟空单车1号牌照作为纪念。重庆晚报图

　　“互联网最著名的失败者” 

　　6月13日，悟空单车宣布退出共享单车市场。 

　　几天后，雷厚义从深圳飞回重庆，航班刚落地，打开手机就收到妻子发来的微信，说他上了微博热搜，“首家倒闭共享单车创始人”。 

　　微博一刷开，铺天盖地的信息，雷厚义吓了一跳，紧接着有些失落，“我以为自己被大家知道那一天是因为成功，结果是因为失败。”身边的朋友也都调侃他是“互联网最著名的失败者”。 

　　其实4月中旬，雷厚义就开始撤销共享单车项目，那之后，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公司原有的金融业务上，想低调处理退市的事情，没料到引发这样的关注。 

　　起初在重庆试点共享单车，他坦言是出于营销目的，“大家都觉得重庆因为地形原因不适合骑车，那我在重庆骑车是不是一个爆点呢？至少能吸引人的关注”，他真正的目标是全国市场。 

　　今年1月7日，悟空单车第一次面世。前一天，200辆黄色的单车被运到公司的楼下，雷厚义特意嘱咐人给单车支起帐篷，怕遭雨淋湿。那天夜里，雷厚义在单车旁边坐了一整晚，寸步不离地守着。 

　　为了赶时间面市，雷厚义对第一版单车的要求是能骑就行。拿到第一批自行车后，有用户刚骑了一次，脚踏板掉了，雷厚义气坏了，他打电话给天津的厂家，找人理论，但供应链依然跟不上，那时他已经找不到第二家能够合作的自行车厂家。 

　　单车面市头几天，主要投放在重庆大学城。雷厚义担心用户不愿意骑，摆放了很多易拉宝广告，但单车“一放出来就被人骑走了”。 

　　重庆大学城地势平坦，学生较多，雷厚义将第一批单车投放过去，前两天每天注册用户过百。但形势很快出现逆转。3天后，几千辆ofo进来了。 

　　雷厚义和合伙人西风租了一辆电动车到大学城转了一圈，发现那边已经被成片黄色的ofo占领了，而红色的悟空单车早被淹没其中。“已经是ofo的天下了。”他想另辟蹊径，想到重庆市区周边的永川，江津，合川等地投放车辆，但他考察一圈下来，发现街上空荡荡的，没什么人骑车，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段时间，雷厚义每天监测后台数据，发现用户押金退款率很高。他跑到大学城去转，发现单车损耗程度很大，加上数量少，分散以后用户很难找到车辆。 

　　在更新第二版单车的时候，运营商一直拖延时间，车辆跟不上，投资人着急了，他只能把钱退回去，眼睁睁看着市场份额被其他同行一点点抢走。 

　　“整个打仗的过程中我们都没有枪，只有呐喊声。”西风说。 

　　3月末4月初的时候，用户陆续退走了押金。雷厚义陆陆续续砸进了300万，单车烧钱的速度已经超过了金融业务赚钱的速度，再投入下去，公司大本营要倒了。 

　　雷厚义意识到，仗打不赢了。那段时间，西风看到他总是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样子。 

　　停掉单车项目之前，团队的人都在猜测，议论纷纷，西风也有预感，他在等雷厚义亲口告诉他。那天雷厚义把他叫到办公室，笑着告诉他这个决定。此后，团队花了两个月时间做善后工作，把资金全部退还给投资者，把注册用户的押金陆续还给用户。 

　　启动共享单车项目时，雷厚义曾预判自己有6个月的时间窗口，没想到，刚上去，窗口就没了。 

悟空单车。重庆晚报图

　　“赌一把” 

　　2016年，共享单车风生水起，雷厚义在新闻上看到了ofo的报道，琢磨着自己能不能也搞一个，思前想后，他决定“赌一把”。 

　　当年9月份，雷厚义告诉妻子邓长明，看中了共享单车的项目，“以后会火”。但邓长明认为，摩拜、ofo已经占据了主要市场，单车涉及线下运营，需要不少人手，加上当时公司刚自负盈亏，她担心单车项目会拖垮整个公司。 

　　西风也不看好这个项目，但他没有阻止。他知道雷厚义喜欢“赌大的”，更何况，即使是最坏的结果，也可以锻炼团队，或许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现一条新路。 

　　刚推出单车项目的合伙人模式时，不少人报名投资，金额从30万到800万，短短一个星期意向投资达到3000万。雷厚义信心满满，以为自己有了“成为全国性玩家”的赌注，一定能够拿到几千万的融资，接着团队规模将扩张到五六百人，需要一个更大的办公场所。一个月前，他把公司搬进了800平米的写字楼里。 

　　但转瞬间，投资者改变了意向，到手的投资一共只有13万，计划都成了泡影。 

　　决定放弃单车项目后，雷厚义满大街找车，转了几个小时，也不见单车的影子。这么找了五天后，底下的人抱怨找车太耗费人力物力，他一拍板，决定不找了。 

　　在公司产品总监任我行眼中，雷厚义“比较激进，也有比较强的止损意识”，项目失败后，他在员工面前看上去依然亢奋，没有流露出一丝气馁。 

　　在创业这条路上，雷厚义觉得自己仗还没打够，仍需“练兵”。单车项目不是他赌的第一次。 

　　2015年，还在北京的雷厚义盯上了互联网小额借贷业务的风口。 

　　他回忆自己刚从大学出来时，身无分文，经常找朋友借钱，上千元的房租也无力支付，感觉“一分钱逼死英雄汉”。 

　　2015年年末，他开始创业，做互联网金融相关的现金贷。他东凑西凑了50万资金，并不能满足放款需求。那时，他每天出去见投资人，找风投和放款资金，但他没有金融行业的背景，跟投资人也不熟，所有人都不相信他能做风控。 

　　过了近一年时间，他还没做起来，市面上已经有上千家做贷款的平台涌进来。 

　　捱到2016年3月份，公司资金断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雷厚义每晚睡不着觉，四处打电话，低声下气找朋友借钱，给7名员工发工资。到了5月份，他借不到钱了，员工也陆陆续续离开了，最后只剩下3个人。 

　　回忆做互联网金融之初，雷厚义把挫折归因为运气不佳。他甚至设想，如果当初有人投钱，会不会早做成了一个月放款几亿元的公司？ 

　　“一意孤行” 

　　2012年9月，雷厚义刚结束在大连大学一年级的课程。 

　　暑假留校实习后的一天，他和4个同学买了几瓶酒，坐在学校后面废弃停车场绿油油的草地上，畅聊“理想和人生”。 

　　一个同学提到一本叫《站着上北大》的书，说自己看后“深受感动”，现在的校园让他觉得“没意思”，和理想中的大学相去甚远，他提议到北大去旁听。 

　　几个人于是热烈地讨论起到了北大怎么生活，那个同学提议当保安，既能解决住宿问题，还能得到一张学校的饭卡。五个人商量留三天考虑时间，决定去留。 

　　雷厚义对自己所学的机械专业并不感兴趣，觉得自己“没天赋”，在机械行业看不到未来，他申请过调换专业，可是也没通过。那几天，他翻来覆去想这个问题，最终决定，退学。 

　　和他一起在草地上热烈讨论的4个同学则选择了留下。他远在重庆老家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退学，他不顾反对，“一意孤行”。 

　　雷厚义真的去了北大。带着“未知的期待和希望”，在北大校园当了10个月的保安。 

　　那时，他每天晚上11点开始上班，一直到清晨7点。下班后睡到中午，下午和晚上就和一帮保安兄弟到教室上课，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一门课都不落下。 

　　他把这段北大校园的经历视作人生的转折点。 

　　狂风暴雨的夏天，他在北大的操场上跑步，喜欢找学生聊天，表达对社会问题和现象的看法，但愿意搭理他的人很少。每天面对“天之骄子”，年纪相仿却生活迥异，雷厚义心里逐渐有了落差，曾经“心气很高”的他一下跌落谷底。 

　　北大常有创业者讲座，雷厚义迷上听创业经历，他说那些人让他看到，人可以有不同活法，而他则坚定地要成为一名创业者，“站在时代前沿搏击风浪。” 

　　徐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的话让他印象深刻，“创业者有什么资格说累呢？你一旦成功，获得的财富和报酬是别人的无数倍。” 

　　雷厚义觉得自己不能在北大待下去了，应该到社会中闯荡。 

　　第一站，他去了深圳。一个朋友邀请他一起做手机生意，但到了深圳后，生意没做成，他最后找了份房屋中介的工作。 

　　之后，他离开深圳回了北京。没文凭没技术，没钱没资源，他像一只无头苍蝇，乱飞乱撞，尝试过各种可能。他想找一家公司安心上班，从门槛最低的市场工作做起，但因为没有学历多次被拒之门外。 

　　他到中关村卖过二手电脑给清华北大的学生，也卖过手机。有一次“不识货”进了一台高仿机，当成正品机卖给北大的学生，最后对方要求退货，他跑去找卖家理论，差点打了一架。 

　　小本生意亏了以后，他搬到了北京一个七八平米的地下室里，和在北大当保安时认识的一个朋友合租在一起，地下室里空气不流通，闷得很。 

　　后来，又搬到潘家园一个老旧小区的群租房里，两间隔断的卧室里挤了4个人，他住在一间5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剩余的空间只能塞下一个人。屋子没有窗户，不开灯就没日没夜的黑着，他就这间黑屋子里度过了压抑的一年。 

　　直到家里一个亲戚把他叫回了四川攀枝花，让他试试卖衣柜。可他不是一个好的销售，干了两个多月，业绩惨淡，不得不离开。 

　　这段卖电脑、卖手机、卖衣柜的经历让雷厚义判定，传统行业不适合自己。他把目光投向了互联网，一边跑机顶盒业务，一边想着做点什么创业项目。 

　　业务不见起色，身上的钱也越来越少，他吃了一个月的烧饼，最后开口向父亲借了7000块钱，作为启动资金，准备进军互联网。 

　　七千块钱在北京创不了业，“只能回重庆”，但他遇到的麻烦超出了自己的预想，他没有在互联网公司长久待过，甚至连“互联网是什么都不知道。”结果是，他又“杀回北京”寻找机会。 

　　他叫来大学时的两个同学，在一间宿舍里开始创业。但每天除了争吵，团队没有任何进展。没多久，雷厚义把团队解散了。 

　　他突然意识到仅凭一腔热血，什么都做不了。于是他花了几千块钱到培训班学习计算机编程，学完后相继面试了7家公司，只有最后一家公司通过了。但三个月后，他再次离开。 

　　年轻的雷厚义似乎一直被这个时代的创业洪流裹挟着往前走，却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 

　　现在回头看去，雷厚义评价三年前的他“浮躁，好高骛远”。 

　　“雄心勃勃的年轻人” 

　　2015年，雷厚义回到重庆后，在一栋居民楼租了一套70平米的房子，每天窝在屋子里研究互联网金融。 

　　那时，西风还在培训学校教书，偶然在一个QQ群里碰到了正在招技术人才的雷厚义。两人就约着在雷厚义租的那幢“脏乱差”的民房里见了面。 

　　西风回忆，雷厚义穿着短裤和拖鞋，头发乱糟糟的，也不怎么出门。初次见面，雷厚义手舞足蹈地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也描绘了对未来的憧憬，“很有激情”。 

　　西风对他毫无顾忌的笑声印象深刻。那次见面中，雷厚义径直对他说，要“做横跨三个世纪的企业。” 

　　就这么聊了四个小时后，30岁的西风决意辞职跟着眼前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闯一闯。 

　　此后的故事却多是磕磕绊绊。西风记得，因为发不起工资，团队的人陆陆续续离开了，最后只剩三个人。那段时间，雷厚义经常出差外地找创投基金，每次带着希望出去，最终都失望而归。资金越来越紧张，路越来越窄，但他看到雷厚义依然有说有笑，干劲十足，大年三十也留在公司加班。 

　　连续投入50万，还是不见起色，雷厚义半夜回到家里，邓长明担心他还不起钱，一直抹眼泪，他也不敢讲钱早就花完了。 

　　此后，雷厚义决定避开放款资金的困局，转型做流量分发，公司才起死回生。转型之后一个月，公司有了第一笔3万元进账，那是雷厚义最兴奋的时刻，他不用再靠借钱维持团队运转。如今，他的公司员工增加到了60人，几乎都是“90后”。 

　　妻子邓长明是雷厚义的高中同学。她回忆，高中时，雷厚义是一个不合群的人，独来独往了三年，言行举止衣着让人觉得怪异。他晨读的时候声音总是最大， 也从来不注意形象，天天穿着大裤衩和拖鞋，是同学眼中的“另类”。 

　　但雷厚义自觉比同龄人成熟，胆子也大。小的时候他生活在农村，经常走夜路，举着火把，大摇大摆走在乡间小路上。 

　　当初要创业，身边的人都反对，他坚持要做。第一次见岳父母，他说了句，“我以后一定要和马云一样伟大”，听的人都觉得他不靠谱。 

　　在任我行眼里，雷厚义性子急，做事也冲动。但他身上生龙活虎的激情很有感染力。去年9月，任我行在雷厚义办公的居民楼第一次见到他，员工就在客厅办公，一张桌子围着十一二个人，就在他那间黑漆漆的办公室小屋子里，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任我行清楚记得，雷厚义说话时声音高亢，不时大笑，把他的“激情也激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