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不久的“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彭海兵和鲟豚使者联盟的2名志愿者驾船行驶在崇明岛附近的长江水域，进行水生野生动物监测，“昨天有渔民说看到江豚，所以今天我们开船出来看看。“受疫情影响，这是鲟豚使者联盟队长彭海兵和志愿者们今年首次出船。说起彭海兵，曾经是崇明陈家镇小有名气的“刀鱼王”，手下一度拥有四五十条捕捞船。

昔日小镇“刀鱼王”

原本，眼下是彭海兵最忙碌的季节，捕刀鱼、贩刀鱼，从早忙到晚。但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

彭海兵出生的崇明东部小镇陈家镇奚家港是崇明有名的渔港，这里是最靠近长江入海口的地方，刀鱼、凤尾鱼、蟹苗、梭子蟹……渔业资源丰富。曾经，奚家港码头上停满了渔船，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捕鱼、贩鱼。1972年出生的彭海兵告诉记者，他20岁就开始和人合伙做贩刀鱼的生意，后来又自己买船、造船，出去捕捞，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手下有四五十条捕鱼船，也曾经是持有刀鲚专项捕捞证的捕捞者。

慢慢的，政府对于在长江捕鱼的管理越来越严，深水网、丝网等捕鱼网、捕鱼方式或被禁止或有严格的使用要求，彭海兵隐隐觉得，这一行可能干不长了。

和野生动物保护结缘

彭海兵记得，大概是2011年的时候，位于崇明东部的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负责人找到他，说是要租借船只，用于水生野生动物监测以及其他科研项目，“因为我们对长江的潮汛、环境熟嘛，所以他们找我们来开船。”

就这样，捕鱼、贩鱼的彭海兵和他手下的老渔民与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搭上了边。

“从2011年到2016年、2017年间，因为老渔民们对滩涂潮水、环境熟悉，我们还参与了保护区的生态项目‘海洋牧场’，在崇明东部的滩涂上插了36万根毛竹，每根毛竹2.2米左右长，插进滩涂里1.9米左右，露出30厘米左右。”彭海兵介绍，说来也神奇，毛竹插进去，潮水退去以后，毛竹周围就形成了一个个小鱼塘，里面蛏子、文蛤、黄蟹及其他各种小鱼小虾非常多，此外，沙滩也变软了，调查还发现了许多藻类，滩涂的生物多样性一下子就丰富起来，整个滩涂生态系统得到了修复。

某一天，时任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刘健问彭海兵，“什么时候转行和我们一起干？”彭海兵当即回答，“可以啊。”

于是，彭海兵成了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志愿者，协助科研人员做科研项目，包括对长江流域的珍稀水生动物进行监测等。

2015年，彭海兵正式告别了捕鱼、贩鱼的老本行。

自发成立鲟豚使者联盟

从2011年开始的这八九年时间里，彭海兵接触到了中华鲟保护区管理处以及沪上其他水生野生动物研究、生态环境研究等领域的科研单位，专家们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感觉这些人是真的关心野生动物，关心大自然，他们的想法、理念改变了我过去很多想法，给我新的思考。”

后来，因为渔船不能用做监测船、工程船等要求，彭海兵出资新造了船只，成立了船舶租赁公司，租赁给有需求的科研单位，目前和他常年合作的科研单位有六七家。

后来，彭海兵加入了民主党派。后来，又成为了崇明区政协委员。

在和各科研单位的合作中，监测包括江豚在内的水生野生动物是内容之一。加上近20年的捕鱼经历，彭海兵对崇明岛附近长江水域江豚的出没规律颇为了解，什么样的天气、潮汛等条件，哪些水域容易发现江豚，心中有数。2019年，他自发组建的崇明鲟豚使者联盟正式成立，亮相12月7日举办的长江口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放流活动上。目前，联盟志愿者有40-50人，主要由老渔民和上外贤达学院的学生组成。正常情况下，志愿者们每月开展一次巡视监测，从奚家港出发，从团结沙开船到新河，最远到东风西沙有约100海里巡线，记录江豚出现的数量、次数等信息，“最多一次出去可以看到六七头江豚，但十几、二十几年前出去，可以看到十几头，甚至更多。” 彭海兵说。

受疫情影响，上周三进行的监测是今年第一次出船监测。“那天出船的前一天，有渔民在岸上见到了江豚，所以我们特意出去看一下。”彭海兵介绍，当天上午9点50分，在东经121度43分500，发现江豚两条，露出水面5次，每次间隔时间为3、4秒，江豚最后游向东南方向，“能看到江豚露面，大家特别激动，觉得很幸运，平时并不是每一次监测都能看到。”

接下去，彭海兵还计划和专业策划团队合作，把骑行、水生野生动物监测、净滩等活动融合起来，让更多的人通过实际感受激发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

在崇明东滩，像彭海兵这样“弃暗投明”的典型人物还有崇明东滩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鸟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上海工匠”金伟国，他凭借吹哨捕鸟的“独门秘籍”，从昔日的捕鸟者转型护鸟人。正是他们这样的人，和很多人一起，守护者着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