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环线以西，距离虹桥机场不到1公里的一片空旷广场上，伫立着两栋五、六层楼高的建筑。暮色中，广场一片宁静，唯一特别的是一排绿色的行军帐篷，入口处挂着一张指示牌，橙底蓝字写着“采样区”三个字。
这里是长宁区最主要的一处集中隔离点。自春节启用至今，已经“服役”70余天。全区第一个集中隔离点Y酒店和第二个隔离点Q酒店，就设在这里。
初春时节的傍晚，记者在暮色中见到了隔离点的首任“点长”陆伟峰，和最新一任“点长”张紫欢。两人的“任期”分别是春节假期至3月上旬，3月中旬至4月。从控制本地病例，到外防控输入性风险，两任“点长”在过去2个月中分别经历了全然不同的疫情状态。在“迎来送往”一批批隔离人员的日子里，两位来自上海基层年轻的80后卫生干部，也在这次特殊的“战疫”任务中，找寻到了新的价值和人生感悟。
“二进宫”的“点长小陆”
一晚上安置85名旅客
“餐桌上面缺什么？”“茄子！”走进Q酒店的一楼大堂，记者耳边就传来陆伟峰嘹亮的嗓音。
当天傍晚，来自长宁区江苏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几名医护人员即将完成Q酒店隔离点的工作任务，踏上回家的旅途。来自天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陆伟峰虽然是“外援”，但同在Q酒店负责过集中隔离点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便欣然为这些“临时战友”按下快门，留下一张离别时的合影。
陆伟峰参与集中隔离点工作的时间线有些“崎岖”。
长宁区首个集中隔离点设在Y酒店，一开始由新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管理，主要服务来自虹桥机场T1的湖北回沪人员、长宁区内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居民以及密接人员。随着隔离人员增加，长宁区决定开启第二座集中隔离点，对人员进行分流。
就这样，1月29日，大年初五，陆伟峰和天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另外2名同事带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距离Y酒店仅一墙之隔的Q酒店。
“我们上午到抵达，中午11点‘开张’，下午就接收了来自虹桥机场的21名湖北旅客，这是我们接到的第一批人。”虽然已经过去2个多月，但陆伟峰对每个重要阶段的人员数字始终记忆犹新。和其他隔离点一样，陆伟峰和同事们根据上海市统一的疫情防控指南，将隔离点分为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三类。记者见到陆伟峰时所在的酒店大堂是清洁区；每层楼分别设有一个半污染区，工作人员在这里穿脱防护服和隔离衣；客房和住户取餐、放垃圾的走道则是污染区。
每个隔离点的工作流程各有不同。“大家都是第一次承担隔离点工作，主要还是靠摸索，在安全合规的基础上，怎么顺手怎么来。”考察完了酒店的内外结构，陆伟峰和同事们果断制定了Q酒店隔离点的人员接收流程——
一名工作人员专门对接虹桥机场，一般提前20分钟得知下班车抵达时间和具体人数；
旅客下车后在酒店广场集合，一人负责消毒行李，另一人带领旅客经过污染通道进入资料区进行登记；
行李消毒后直接“坐电梯”送入旅客所在楼层，旅客则从酒店外的户外消防楼梯上楼，拿好行李进入房间。再一次出门，就是完成隔离期的14天后。
“隔离点环境不同，医护人员数量、酒店工作人员数量也不同，我的工作就是要根据现场情况灵活调度，尽可能把每个人的工作效率提升到最高。”陆伟峰说。
凌晨12点，隔离点迎来一批旅客入住。
2月上旬，隔离点人数降至个位，“小陆点长”一行三人也“功成身退”，回到了原有工作岗位。“那个时候大家以为，一切就要恢复正常了。”然而，回到工作岗位才过了一天，2月18日陆伟峰就接到通知，位于Y酒店隔离点的新泾镇工作人员已经奋战了近1个月，区里决定派熟悉隔离点情况的“小陆三人组”去接班。
“当时也没多想，以为跟之前一样，过两周隔离点就能‘关门歇业’。”2月19日，陆伟峰一行三人正式接管Y酒店，当时隔离点内尚有近70名隔离人员。加上2名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陆伟峰信心满满。“大家都觉得5个人轮班肯定够了，万万没想到……”
没想到的是，2月下旬开始，海外疫情出现爆发趋势，严防境外输入成为疫情防控突如其来的新挑战。3月6日起，上海对境外重点地区回沪人员采取全程封闭式管理。陆伟峰负责的隔离点开始接收过境人员，包括不符合居家隔离要求的境外回沪人员，以及在上海转机超过12小时，或是次日要搭乘高铁前往国内其他城市的旅客。
“人数一下子就暴增了。”过境政策发布当天，陆伟峰和同事就迎来了一波让他们措手不及的入住高峰。当天夜里，4辆大巴同时抵达隔离点，平均每辆车都有约20名旅客。当时尚缺乏应对大客流经验的驻点人员根据原先每天接收20-30人的工作节奏，将4辆车总计85名旅客一同请下车。虽然广场足够空旷，可以让旅客保持安全距离，但人群仍迅速占据了广场每个角落。
那一天，Y酒店188间可住房瞬间有184间处于“有人”状态，仅剩4个可用房供驻点人员调配物资。于是，一墙之隔的Q酒店再次启用，几天后迎来了新任“点长”张紫欢。
3月17日晚，隔离点人员入住情况。
20人1小时，到35人20分钟
工作流程不断优化
张紫欢来自长宁区卫健委医管科。1月23日小年夜，长宁区卫健委火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张紫欢作为7名成员之一开始了连续8天的奋战。“每天晚上11点半之后才到家，最晚凌晨2、3点回家，早上八点半再准时到岗。”之后是长达1个月周而复始的“抗疫”工作。直到3月10日，这位快人快语的80后干部被派往Q酒店，与第二天即将撤离的陆伟峰进行交接。3月12日，张紫欢正式接手Q酒店隔离点的所有事项。
伴随着紧凑的交接节奏的，是上海根据海外疫情不断调整的重点国家范围和人员过境政策。这意味着，张紫欢将面临更复杂多变的旅客情况。在这一背景下，工作人员在隔离点每天都要做什么？两位“点长”分别描述了两个片段。
陆伟峰记忆犹新的仍是85名旅客一同抵达隔离点的那晚。穿着防护服、隔离衣，面对广场上突然“空降”的人群，陆伟峰和同事们第一次有了紧张感。“以前每天只需要接收20人，旅客到了隔离点就直接下车、登记，取行李然后进房间，干脆利落。”然而，同时接待85名旅客，让只有5名工作人员的隔离点差一点就变得手忙脚乱。
“5个人全部上岗，酒店工作人员也穿上防护服帮忙送行李，凌晨才把所有人安顿好。”只有几摄氏度的气温里，大家穿着防护服流了一身汗。陆伟峰说，也正是这次“突然夹击”，让他意识到，必须马上根据疫情变化，调整隔离点的工作流程。
第二天，陆伟峰就重新分配了每个人的岗位：一个人负责上车问询，先对旅客进行简单分类，谁第二天要转机或坐高铁，谁需要隔离14天，都分得明明白白；一人负责收集资料和引导旅客，还要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或是没有国内手机号、无法登陆微信小程序在线填写登记表的旅客分离出来，单独填写纸质表格，确保每个人的信息都详尽无误；另外2人负责楼层保障和问题解答，为错过饭点的旅客提供泡面、矿泉水，解答各式各样的问题。
凌晨2点，工作人员出发迎接即将抵达的旅客（上图）；早上7点，工作人员出发将旅客送往浦东机场转机（下图）。
“刚入住时，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吃饭怎么解决、行李找不到怎么办，还有人关心自己的机票改签、机场班车情况。”陆伟峰告诉记者，从吃喝拉撒睡，到一卷卫生纸的补给，旅客们的问题事无巨细，都需要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解答。虽然看似细枝末节，但对业务能力却是极大的考验。
好在，隔离点每天都保持与虹桥机场和长宁区卫健委、全区10个街镇的紧密沟通：机场要送来多少人，分别来自哪些国家、乘坐哪些航班、大约几点抵达，都会提前告知隔离点；隔离点要送多少人去机场转机、航班号有哪些，也会第一时间传送给机场。“大家有来有往、分工明确，回答旅客的时候也就胸有成竹。”
凌晨3点，仍有新的旅客抵达隔离点。
3月下旬，张紫欢和同事们接收了一辆载着35名旅客的大巴。看到车上满载的旅客，张紫欢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让团队另外8名小伙伴“别慌”。紧接着，他派了一名护士先下楼接应，同一时间，负责报表的人员在一旁更新旅客信息，2名医生负责接收旅客做核酸检测。张紫欢自己则作为机动人员，随时到各个楼层解决疑难杂症。“有人要泡面，有人找不到行李，有人把自己锁在门外，这些问题全都找我解决，其他人负责严守自己的岗位。”
给手机套上保护膜后，张紫欢从酒店2楼开始，逐层上楼解决工作人员反映在微信群里的问题。每解决一个楼层，他就发送一遍英文单词“clean”，意为“问题彻底解决”，颇有好莱坞大片的风范。解决完最后一层密接人员的问题后，所有旅客才都安顿好进入房间。此时，张紫欢又看了看手机，距离35名旅客下车才刚过去20分钟。
“我们第一天接手时，一车22名旅客花了1小时才安顿好，现在35个人只要20分钟，当中只隔了10天不到。”每天利用饭点见缝插针地开总结会，相互找寻工作中的高光亮点和差错不足，使得张紫欢带领的9人队伍迅速成长。效率，也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抢逼围”状态下，不断得到提升。
防护服总是等15分钟再脱
俄罗斯小哥临走坚持要送伏特加
每天为隔离点少则60户、多则180余户“居民”送一日三餐，早晚测两次体温，还要时不时送快递、接收新入驻旅客、送完成隔离的旅客离开，隔离点的“点长”们也因此多了一项重要工作：科学高效地“调度”每一套防护服。
“比如，今天下午有3个人要去机场转机，我就尽可能让他们离开的间隔不要太长，工作人员穿一次防护服，就能把三个人都平安送走。”陆伟峰说，虽然后期防疫物资不再像春节时那样紧张，但大家还是尽可能节省装备，尤其是防护服这样脱下就不能再重复使用的装备。因此，尽可能把要干的活凑在一起完成，成为每一个驻点人员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
张紫欢曾几次遇到隔离人员出门放垃圾时不小心把自己锁在门外的“囧事”。然而，要帮旅客开门，工作人员必须穿防护服。可开一次门就穿脱一套防护服，显然过于“奢侈”。实际上，工作人员早就在便签上写满了待办任务，把送快递、修电视遥控器、查看网络等旅客需求尚不迫切的事项先积攒下来，等到谁需要穿防护服“上班”时，再统统转交给对方完成。
穿上防护服连续工作8小时后，工作人员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每套防护服脱下来之前都要‘三思’。”陆伟峰说，所有工作“clean”后，再多等15分钟脱下防护服，已经成为了团队共同的默契。无论是队伍中年轻的90后，还是临时加入“抗疫”战斗的酒店工作人员，忙完手头工作时都会在对讲机、微信群里多问一句，“还有事儿吗？”只有过了15分钟仍无人响应，大家才会“依依不舍”地脱下防护服，赶紧去休息。
Y酒店最高峰时，曾同时居住了210名隔离人员。除了送饭、量体温、收垃圾，光“订外卖”这件事就众口难调。张紫欢介绍，隔离人员可以点定性包装的外卖，比如矿泉水、薯片，但是奶茶、麻辣烫这样没有塑封包装的主食、餐点，则都不能进入客房。这些均是出于对隔离人员健康安全的考虑所作出的规定。“有旅客说，吃坏了算他自己的，我们有些哭笑不得，但也很理解，只能跟对方说‘再忍几天’，‘出去’后喜茶、一点点就能随时喝了。”
陆伟峰为旅客处置生活垃圾、转交快递。因为皮肤偏黑，工作人员在他的防护服上标注了昵称，还配上了醒目的“加油”二字。
当境外重点地区从4国逐步扩展到8国、16国后，张紫欢和同事们也亲身体验到，何为“万国饮食文化”。“好几个意大利人都是素食主义者，还有外籍旅客不吃猪牛羊，这些我们都在规章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协调解决。”
有一位热情的俄罗斯小哥，在即将结束隔离期时主动邀请陆伟峰到他上海的家中做客。一问才知，“小哥哥”有两瓶珍藏多年的伏特加，坚持要送给新认识的中国同龄人“小陆”。“我和他经常在微信上聊天，虽然是简单的英文交流，但是大家都很愉快。”离开隔离点那天，俄罗斯小哥才第一次看清照顾了自己14天的陆伟峰和其他工作人员，一句中文的“谢谢”让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暖暖的。
相对繁琐的是语言交流。张紫欢和陆伟峰盘点了一下，他们总共接待过来自意大利、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尼、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等大约15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旅客。除了简单的英文沟通，长宁区还为隔离点配备了来自团区委的外语志愿者和来自科大讯飞的专业翻译机。除此之外，陆伟峰还在隔离人员中找到了临时帮手，请中国留学生在微信群中担当翻译，负责与外籍旅客沟通。
旅客们离店前与陆伟峰合影。
“3月初我们接待的第一批韩国旅客，就是靠留学生们帮忙交流的，很感谢这些年轻人。”说起这群95后、00后留学生，身为80后的陆伟峰和张紫欢都不禁要向新一代年轻人伸出大拇指。而在他们身边的90后医护人员，更是让两位“大哥哥”感到钦佩。
“每次遇到凌晨4、5点发车去机场送人的任务，都是90后们一马当先。”张紫欢说，“90后”们虽然嘴上说着是让“老人家”们多休息一会儿，但年长的工作人员都明白，这是年轻人主动要求担纲使命、扛起重担。张紫欢队伍中最年轻的护士生于1997年。一次，隔离点一下子接收了20余人，却临时只有一位医生负责采样，这名年轻的小护士马上穿戴好防护装备，主动要求协助具有一定危险性的采样工作。
“来之前我们队伍里都相互说好，来了就不可能只做自己的分内事，特殊时期肯定要相互帮衬、相互补足。”张紫欢说，看到这些既有个性又深明大义的“90后”“95后”同事，自己也感觉像看到阳光一样舒畅。
隔离点采样区。
保洁阿姨也很辛苦
旅客留下便签纸让工作人员“泪目”
隔离点的工作对医护人员的体力也是一大考验。“境外回来的行李普遍都比较重，箱子也更大，我们有位一直健身的男队员一次帮助一对韩国母子抬箱子，走到3楼就觉得很累，只能开玩笑说自己练得还不够。”陆伟峰说，身穿防护服期间不能饮食、上厕所，吃饭时间也不准时，对工作人员体力要求极高，队员们也经常互相调侃，“回去就赶紧健身。”
爱玛客服务产业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主管柏荣盛在3月中旬也参加过Q酒店隔离点的服务工作。回忆起3月17日那个酒店“爆满”的夜晚，老柏掐指一算，当天他上下楼总共拎了近200个行李箱。“晚上旅客来了，拎100个左右的箱子上楼，平均每个旅客至少有2个行李箱；早上5点开始，又要拎70、80个箱子下楼，虹桥高铁站最早的火车6点就发车了。”
工作人员们穿戴防护服、为旅客转交快递。
同医护、酒店前台、保安们一样忙碌的，还有隔离点的保洁阿姨们。张紫欢说，隔离点最忙碌的几天，每天大约有80人离开、75人入住。而在他们入住前，必须保证每间客房都清洁、消毒一新。疫情期间，酒店只有3名保洁阿姨。每天早上10点开始，待消毒人员完成离店旅客的房间消毒后，阿姨们就穿上防护服，开始逐个打扫。“走”完一整套标准的清洁流程，至少需要半小时。
“一位保洁阿姨每天最高的清扫负荷是15间房，这还是疫情发生前，不穿防护服、体力消耗没那么高的状态。”而今，面对每天每人25间客房的清扫量，保洁人员也开始支撑不住。好在，近期酒店工作人员陆续从外地回沪，总算换上了一批新的保洁。
让工作人员们稍微感到“无语”的情况也不是没发生过。“因为是在酒店隔离，时间久了，一些住酒店的习惯也会流露出来。”陆伟峰告诉记者，最常见的是催快递、催外卖。“我们不是要精打细算防护服嘛，所以会跟旅客沟通，比如隔1、2个小时再送上楼，快递也会消毒后送进客房，大部分人很理解，但也有人一直打电话催促。”
一位老年旅客临走时留在房间内的便签。
“虽然是集中隔离点，但我们还是希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一些。”陆伟峰说。根据他的观察，来到隔离点的旅客一般有两种心理状态：一类是“焦虑迷茫型”，表现形式是经常询问工作人员“万一我发病了怎么办”；第二种是“心平气和型”，表现形式是几乎从不问任何问题。陆伟峰说，大多数旅客几天后逐渐适应了“隔离生活”，会开始在微信群主动发表情包、有趣的视频段子，这都让工作人员们感到松了口气。
被问及这么多天来在隔离点“迎来送往”旅客们的感受，之前颇为健谈的张紫欢却只缓缓突出了一个字，“累。”他还真不是跟记者“吐槽”。翻开Y、Q两个隔离点3月中旬至下旬的日程表，每天中午12时开始，陆续有来自两大机场的人员抵达隔离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2、3点，前一晚最后一批旅客抵达。但到了凌晨4点，需要赶早班机的转机旅客就陆续动身，工作人员又要穿上防护服，护送大家前往机场或高铁站。“每天睁开眼，就是兢兢业业地完成好工作，自己的活干完，轮到休息了赶紧睡，没有多余的力气和时间有任何其他想法。”
张紫欢的手机相册中，珍藏了不少与工作人员、离店旅客的合影，还有好几张字迹各异的便签，有些署名是“一个隔离者”，还有一张中文便签署名是“一老太”。“不相识的兄弟姐妹们，为你们的默默奉献点赞！有你们真好！”张紫欢说，每当保洁阿姨递来旅客们在房内留下的便签，或是看到微信群里用各种语言留下的感谢语音、文字，工作人员们都会一次次被感动。“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有这么多人认可的。”
特殊的时节，有些人的回家路跨越千山万水，有些人相处14天却未曾见过真颜。但真诚的付出和满怀理解的感恩总能冲破一切藩篱，为彼此留下最真挚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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