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颇有远见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将时装发布会开到了北京和上海。当金发女郎在T台上撩动长裙，台下观众竟不约而同地向后仰身。“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一位记者如此描述。这场发布会给当时上海市服装公司经理张成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来衣服不仅仅是挂在衣架上陈列，还可以穿在人身上得到活灵活现的展示。

　　1980年11月19日，上海服装公司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20岁的徐萍成了其中的一员。这些中国模特身上所呈现的缤纷色彩，唤醒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影响了中国时尚行业的发展，继而推动了社会观念的进步。

　　亲历者说

　　女工到名模，中国到世界

　　徐萍（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演员）：被选入时装表演队之前，我在上海远东钮扣厂从事质检工作。和我一起被选进去的，全都是上海服装公司下属80多个工厂的工人。这场选拔是私下进行的，对女性的身高要求也不高，目测165cm以上就可以了。那时候，

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演员徐萍，摄于1985年

　　人们并不习惯用“模特”这个外来词汇，而是说“时装表演队演员”。即使说“时装表演”，我也不大懂，一开始还以为就是在橱窗里当模特架子呢。

　　我们这些形体课上连棉袄也不肯脱、穿上高跟鞋走路歪歪扭扭的工厂女工们，经历了3个月的艰苦训练，终于在1981年2月9日，在上海友谊会堂进行了首演。

　　记得当时，我们一位设计师设计了一件露肩的晚礼服，谁也不肯穿，最后落到了我身上。我当时是整个时装表演队里年纪最小的，但也是最开放最活跃的。进时装队之前我就爱自己卷头发，把妈妈买的平底鞋偷偷拿

　　让修鞋师傅加个高跟。那时，我父母都希望我能参加高考，成为大学生，我却背着他们进了时装表演队。

　　那件露肩礼服，现在看来太正常不过了，可是在当时却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我父母得知后跑到后台兴师问罪。父亲说我不应该穿这种坦胸露背的衣服，他说我还年轻，如果踏错了这一步，今后怎么在社会上做人？为了化解矛盾，我们队长徐文渊想出一个办法：把一根用作装饰的飘带缠到我的肩上。

　　这根“飘带”似乎并没有起到缓和的作用，演出后，来自观众的非议持续不断：“纯粹是奇装异服加美女嘛”，“暴露太多，简直有失体统！”当时我们大家都很难过，才刚起步，时装队就遭遇了生存困境，其间甚至还解散过一段时间。还好后来领导顶住压力，保住了我们这支队伍，才有了后来的辉煌。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83年4月，我们去了北京，在全国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上登台，轰动全城。我们的演出一票难求，场外出现了好多“黄牛”。我们在台上演出穿的衣服，就在旁边的柜台销售，结果市民们争相抢购。公司经理赶紧打电话到上海，运了几十车衣服到北京，三天内一售而空。

　　最让我激动的是5月13日，我们时装队走进了中南海。中央领导在前排就座，邓颖超也来了。当时我们真的太高兴了，觉得好像这辈子值了！

　　1984年，根据我们表演队故事改编的电影《黑蜻蜓》上映了，我们在国内的知名度变得更高了。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走出国门，先后在日本、美国、欧洲的T型台上，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着装变化。

以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故事为灵感的电影《黑蜻蜓》海报

　　江之琳（上海时装公司时装表演队领队）：1982年，我第一次看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的表演。当时的观众只能是服装专业人员，能弄到一张票是非常让人羡慕的。整个剧场非常暗，大门关得死死的，场内坐得也不是很满。当时我觉得，衣服非常漂亮，但哪里穿得出去啊？没想到，4年后，我就从上海市服装鞋帽公司被调到上海时装公司，负责管理时装公司的表演队。

　　那时候，上海的时装表演队越来越多，除了上海服装公司和我们时装公司，还有上海第一丝绸印染厂、上海第七丝绸印染厂、上海第一百货等等。我们公司的时装表演队是1984年成立的，第一批模特几乎都是公司的营业员。

　　1992年，上海时装公司时装表演队面向社会招聘，要求18岁以上，高中毕业，女性身高174cm以上。海选当天，来了近3000人，把上海市服装鞋帽公司的大礼堂挤得满满的。年轻人都争先恐后要当职业模特，但他们的父母中仍然有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这是“吃青春饭”“要学坏的”，希望我们不要录取他们的孩子。

　　我们的时装队虽然不是最早的，但其中涌现出了不少名人，包括有“中国第一名模”之称的马艳丽。马艳丽是1993年来的。她来自河南，原是赛艇运动员，因为受伤不得不放弃运动生涯，独自到上海闯荡，选择了上海时装公司时装表演队。因为自身各项条件较好，被破例录取并成为这支模特队首个非本地人。1995年，她在首届上海国际模特大赛中一举夺魁。马艳丽得奖后，我们时装队就更受欢迎了，到处都请我们去表演。

　　我记得当时我们时装队的口号是：“走出时装，走进中国，走向世界”。模特们早上训练，下午上文化课，文化课里有古文，也有英语。

　　刚起步的时候，一场演出的报酬就5元钱。红了以后，我们接了不少国际品牌的邀请，一场演出一个演员的报酬500元、1000元都是常事。当时我们不仅仅满足于一般的走秀，我们还与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开展合作，策划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时装发布会，在贵都国际大酒店上演。1992年的主题是“东方时空”，1993年的主题是“天地人”，1994年的主题是“青春与海风”。其中1993年的“天地人”，一上来就让观众大惊：模特们看上去好像全都“一丝不挂”。其实，他们是在扮演原始人，身上穿着薄薄一层肉色的衣服，这在当时看来是相当大胆的。

上世纪90年代，上海时装公司时装表演队演员们走上T台

　　很快，我们就打响了名气，从上海走向了全国各地。1995年、1996年，时装队连续两年上了央视春晚。从1993年开始，我们不断到国外演出，先后去了越南、俄罗斯、美国等国家。1998年法国世界杯闭幕式上出现了三位亚裔模特，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队员严筠。

　　如今，这些模特已步入不惑之年，她们有的在法国、英国，有的在北京、上海。我们如今还常常聚会，大家还是那么漂亮、那么自信。

　　【成名之后】服饰的变革，也是观念的变革

　　成名之后的徐萍去了哪儿？1998年，她辞职赴日本留学，两年后重回上海，组建起一支民营时装表演队，常在厦门、广东、深圳、珠海等南方沿海城市演出。再后来，她离开了模特行业，转而做国际贸易。她说她很骄傲，作为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的演员，让当时的很多中国人知道，“原来我也可以穿”“原来可以这么穿”。

　　服饰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上世纪80年代，喇叭裤和蛤蟆镜打破了改革开放以前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释放了被忽视和压抑的自我与个性。上世纪90年代，超短裙、吊带衫被大胆地穿到了街上。而到了21世纪，人们有了更多元更个性化的选择。中国人身上不断变化着的色彩和式样，讲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审美趣味和消费观念的演变。

　　追求美的权利与能力

　　一个新事物的诞生总是会经历阻碍。1981年，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的首演，被当时的观众冠以“奇装异服加美女”的标签，不被社会所接纳。而到了1983年，他们的演出受到了《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的肯定，称其“华而不艳，美而不俗”。美联社、加拿大广播公司等海外媒体也给予了关注。

　　在如此舆论的引导下，当年阻拦女儿徐萍加入时装表演队的父亲，开始接受并支持女儿的事业；当年看演出时觉得“这哪里穿得出去”的人们，开始排队抢购新潮的服饰。

　　当年，徐萍和她的同事们第一次上形体训练课时，没有人愿意脱下厚重的棉袄显露自己的身体曲线，她们觉得那样“不好看”。然而随着牛仔裤和迷你裙的逐渐普及，女性开始自信而大胆地展露自己的身材。“人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美不是可耻的，美就应该用来分享。”徐萍说。

　　追求美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能力。在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的衣着观念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想“讲究”也讲究不起来。4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国时装品牌的引进和本土品牌的壮大，以及中国人购买力的上升，才逐渐在服饰上有了追求美的能力，有了“不撞衫”的能力。

　　40年后的今天，上海正在打造“国际时尚之都”，“上海购物”品牌也在逐步打响。人们个性化和时尚化的需求，倒逼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人们有了更丰富的服饰选择，可以更加自由地装扮自己。

　　从全球化到中国风

　　戴美珍是上海时装公司时装表演队最早的演员之一。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她见证了人们的审美变得越来越国际化。“那个时候，国外不少大品牌都开始抢着到中国来开发布会，皮尔·卡丹、伊夫·圣罗兰等等都来了。”再加上年轻人都爱看外国电影，里面的主角穿什么，大家竞相模仿。

上世纪90年代，上海时装公司时装表演队画刊

　　中国人的衣着被迅速卷入全球化的浪潮。牛仔裤和T恤衫，西服和连衣裙，遍布大街小巷。到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从对“个性”的追求出发，却迷失在商品社会里，丧失了真正的个性。徐萍说：“说实话，当时大家都有点盲目追捧，但这也无可厚非，一开始总是要模仿，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东西。”

　　21世纪，民族服饰开启了它的复兴。汉服热、旗袍热，从中国传向世界。全世界在学习中国话的同时，也穿上了中国风的服饰。本土品牌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国风”征服世界。设计师们更加注重传统面料丝、麻的特质，将服装款式与面料完美结合。与此同时，国际知名品牌也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中国风的刺绣、丝绸、印花，惊艳了世界。

　　越来越多长着中国面孔的超模活跃在国际大牌时装秀上，也有越来越多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世界所认可。

　　从上海走出去的“名模”马艳丽，后来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由模特成功转型的设计师。她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并走向了国际。在她设计的高定服装中，可以看到不少中国文化元素的创新运用。今年4月，她的“云秀·香格里拉”系列刚刚在上海进行了一场展示。为了这场秀，她去香格里拉采风四次，那些撞击心灵的色彩和独特的人文风光给了她灵感。她说：“我们的民族有太多丰富的文化可供挖掘和表现，民族服装走向国际舞台，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去做好。”

有“中国第一名模”之称的马艳丽曾是上海时装公司时装表演队演员

　　当年新中国第一个时装队里最小的成员徐萍，如今已经58岁了，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回忆起当时的那段人生经历，她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便是明白了“什么是美”。她说：“美和漂亮不一样。漂亮是一瞬间的东西，而美是沉淀后的东西，百看不厌。”年轻的时候喜欢国外大牌、喜欢奢侈品的她，现在慢慢地明白了一个真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记者感言】一条喇叭裤，也能推动时代进步

　　谈起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衣着，无一例外，所有被访者都提到了喇叭裤。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喇叭裤是挥之不去的时代标签，它张扬的曲线，是改革开放初期日常生活的一种鲜明态度。 　　

　　20世纪60年代，美国摇滚明星“猫王”把喇叭裤推向了世界，一时间全球年轻人争相穿上喇叭裤。1978年在中国上映的日本电影《望乡》中，一条喇叭裤让电影明星栗原小卷的身材更显袅娜。1980年，中国电影《庐山恋》播出，女主角张瑜穿了一条牛仔裤拍摄海报。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那些最早穿上喇叭裤的人，却被扣上“奇装异服”的帽子。在学校，喇叭裤曾被剪掉裤腿挂在校门口“示众”，穿喇叭裤的人受到纪律处分；在工厂，穿喇叭裤曾被警告甚至扣工资。那些最早穿上牛仔裤的人，也被视作“不正经”“盲目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没有放弃他们所热爱的喇叭裤与牛仔裤。他们打破禁忌，大胆表达对个性与自由的向往。潮流已无可逆转，中国服装企业开始生产牛仔裤，并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大量出口。 　　

　　无论是提出创建“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的张成林，还是不顾父亲反对穿上那件露肩礼服的徐萍；无论是在时装队成立之初就计划着“走向世界”的江之琳，还是坚定地从模特转型设计师、打造中国品牌的马艳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那些敢于穿上喇叭裤的人，敢于立于潮头的人。他们大胆接受新事物，摸索新的人生道路。 　　

　　40年过去了，喇叭裤作为怀旧潮流仍然时不时地重新热起来，牛仔裤更是渐渐成了普通的服装样式，人手一条甚至几条，永不过时。即使曾被“污名化”的服饰，穿着穿着也就得到了“正名”。改革之初似乎难免遭遇阻碍，摸着石头，也就蹚过了一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