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云“稚子可教也！”

　　这所大学原名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校长陈绩武、会计汤石菴等打着“提倡新文化”的旗号，广为招生敛财，然后携款私逃，不料东窗事发，酿成学潮。学生强烈要求改组校务，重组后的董事会吸收了学生的意见，更名上海大学，隆重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校长。于右任先生，一个生性散淡的人。他深知这所学校的前身颇为复杂，并不想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当时还是中共党员的副校长邵力子先生三顾茅庐上门邀请，无奈之中于右任答应先去看一看学生再定。这一天细雨蒙蒙，于右任轻车简从来到闸北青云路323号的青云里上海大学校舍，只见一百多名学生冒着细雨，任凭雨水打湿了衣衫，一动不动地站在校门口的马路上恭候未来的校长。于右任感动了：“稚子可教也！”他认为这样的学生是大有希望的，决心留下来担任校长。

　　但是要办好一所学校，一定要有最优秀的师资。于右任自感身单力薄，决定请他的好朋友李大钊帮忙。他甚至还向李大钊提出，把上海大学交由共产党来办。李大钊考虑再三，认为共产党刚刚创立不久，学校还是由国民党出面来办比较好。但共产党一定尽力帮助国民党将上海大学办好。他派出了两位中共优秀的领导人到上大参与办学，一位是邓中夏，担任了上海大学总务长；一位是瞿秋白，担任了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最重要的社会学系主任。同时还建立了一个新的董事会。孙中山担任名誉董事，董事中几乎囊括了国民党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汪精卫、蔡元培、章太炎、张静江、邵力子等。但董事会的委员长为邓中夏。两位共产党人出手不凡，邓中夏在他拟定的上海大学章程中明确表示：“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而瞿秋白在1923年8月2日的《民国日报》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强调“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传统……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

　　李大钊

　　这时国共两党刚刚开始合作，大革命的浪潮已然掀起，报考上海大学的学生从160多人猛增到400多人，闸北青云里容纳不下了。于是从1924年2月起，上海大学搬迁到西摩路29号的时应里，也就是今天恒隆广场的所在地，并同时租下了敦厚里、甄庆里等民房当校舍或学生宿舍，上海大学步入辉煌的时刻。

　　最受欢迎的无疑是瞿秋白

　　当时在上海大学担任过教师或经常来讲演的有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李汉俊、恽代英、沈雁冰、任弼时、萧楚女、高语罕、吴玉章、郭沫若等。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也来做过演讲。在上海大学读过书的学生有王稼祥、秦邦宪（博古）、杨尚昆、李硕勋、刘华、丁玲、杨之华、李伯钊、匡亚明、柯伯年、阳翰笙、饶漱石、陈伯达、康生（当时名叫赵容）等，以及国民党中较为出名的张治中、邱清泉等。1924年6月，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初创期间国共两党都希望上海大学能派遣一些教师以及调拨一些学生到黄埔军校去，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派遣了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赴黄埔任教，张治中、邱清泉等也是在这一时期赴黄埔的。

　　在上海大学任教的老师中，最受欢迎的无疑是瞿秋白。当时瞿秋白刚从苏俄回来不久。

　　瞿秋白

　　丁玲在其自传《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写道：“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地听着。这是我对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

　　上海大学的条件是非常简陋的，上课在石库门弄堂里，教室与学生宿舍也在时应里附近的几条石库门弄堂。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回忆：“上大是一个正式的学校，仅社会学系就有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社会哲学、生物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经济地理、第一外语、第二外语等20余门课。”学生们学习都非常刻苦。以后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遵义会议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投下了非常关键一票的王稼祥，当年19岁，他在给自己堂弟王柳华的信中写道：“上大为革命之大本营，对于革命事业颇为努力。余既入斯校，自当随先觉之后，而为革命奋斗也。”在上海大学的这段经历，是他走上革命之路的重要里程碑。

　　胡也频和丁玲夫妇

　　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在这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上海大学这所红色学府的师生中，以后担任过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担任过党中央历届政治局常委、委员职务的有十余人。这样一座红色学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已经流传了这样一句话：在中国，“文有上大，武有黄埔”。

　　“五卅”运动的策源地

　　1925年初，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有条件的基层建立5个党支部。上海大学被选为第一支部。不久中共上海大学支部正式成立，这在上海的学校中是第一个建立党的支部的。据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统计，当时全国的共产党员为994人。据学者王观泉在《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的传记中记载，这个支部的党员有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王一知、施存统、蒋光慈等10多人。这是一支多么澎湃的革命力量。

　　其实，在上大支部成立前，就有一名学生党员在革命斗争中捐躯，这也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上海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位党员，他叫黄仁。

　　黄仁生于四川，他自感川地闭塞，为了追求新思想、新文化、新潮流，1922年年仅18岁的他来到上海，考入了江苏第一工业大学，不久转入上海中华职校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共产党员。1924年9月他考入了上海大学最热门的社会学系，学习勤勉，是瞿秋白十分喜欢的学生。10月10日，上海各界人士在河南路桥边的天后宫举行集会。这个地方刚好在英租界外边，流氓活动猖獗。瞿秋白再三叮嘱前往参会的上大学生要十分警惕国民党与流氓地痞勾结，同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负责带队的学生郭伯和、何禀彝、黄仁等均是中共党员，他们带领几十位上大学生毅然赴会。会开到一半，一群流氓受国民党右派雇佣，手持木棍冲入会场，他们对着上大学生举棍便打，把许多学生打得头破血流。黄仁冲上主席台（为天后宫的戏台）与主持会议的国民党右派辩论，要他们驱逐流氓打手，主持公道。不料一群流氓竟冲上主席台毒打黄仁，并把他推下七米高的主席台。黄仁身负重伤，送医院后不治身亡。上海大学学生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强烈谴责国民党右派的暴行，并隆重召开了黄仁烈士的追悼大会。当时担任上海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陈望道主持了大会，何秉彝致悼词，瞿秋白、邓中夏均作了十分感人的演说。何秉彝还在《向导》上发表了“哭黄仁烈士”的长诗，表示“要尽我这残生，继你的素志，为革命而战”。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十分重视工人运动。1925年5月15日，日本纱厂的日本浪人枪杀了中共党员、纱厂工人顾正红，顿时点燃了上海工人的怒火。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5月30日组织全市工人上街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陈望道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也就是当时上海大学校址，是‘五卅’运动的策源地。5月30日那天，队伍就是在这里集中而后出发到南京路去演讲。”

　　据《上大五卅特刊》记载：“下午，作为示威宣传的联络员何秉彝组织大批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印度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镇压，打死13人，受伤数十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年仅23岁的何秉彝当场被击中，身受重伤，口中仍连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翌日因抢救无效，英勇牺牲。

　　何秉彝，四川彭县人。1921年出川求学，按他家庭的状况与他的学习成绩，完全可以到北大上学，但他却选择了上海大学。1924年8月他考入了上大社会科学系，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共青团上海地方委员会组织部主任。他学习成绩非常好，工作能力又强，但凡是革命运动，事事奔走在第一线。“五卅运动”中，他带领游行队伍来到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口，要求租界当局释放被捕学生，碰到英国军警阻拦。他天真地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英国军警并不会开枪。但万万没想到，租界当局竟乱枪齐发……他以年轻的生命，实践了自己在同学黄仁牺牲后立下的誓言：“尽我这残生，继你的素志，为革命而战。”

　　上海大学的师生在“五卅运动”中写下了十分悲壮的一页。在当时的进步学生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北有五四运动之北大，南有五卅运动之上大”。

　　“五卅运动”发生的第二天，192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长。总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发动上海几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罢工坚持了整整3个月。

　　刘华烈士

　　刘华，原来是中华书局的学徒，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半工半读。他是在瞿秋白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五卅运动”时，他任游行的总指挥。“五卅运动”及其后的总罢工使英日资本家损失极为惨重，仅日本在上海的纺织业一项，损失就达1000万元。9月18日，在英国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当时占领上海的反动军阀孙传芳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并悬赏缉拿李立三、刘华。当时刘华的肺病发作，大口大口地吐血。有一段时间，刘华就躲在上海大学的宿舍里养病，上大的学生对自己的这位校友十分呵护。1925年11月初，刘华因工贼告密被英国巡捕逮捕。原先刘华一直坚称自己是上大学生，后被工贼指认，随即被引渡给孙传芳，关在了龙华监狱。当时上海的工人与他接上了联系，准备劫狱，刘华坚决不同意。他在传递给党组织的信中说道：牺牲对我来说并不可怕，我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但现在保存革命的火种更为重要。11月17日，刘华牺牲在龙华的监狱刑场里，年仅26岁。黄仁、何秉彝、刘华，都是上海大学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学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的英名如天上的星星，永远发光闪烁！

　　红色基因永世不灭

　　“五卅运动”以后，英帝国主义者为在自己的租界心脏南京路有这么一座红色学府而害怕。他们出动海军陆战队将上海大学赶出了南京路，强迫他们重新回到闸北青云路上。于是于右任先生再次出面，租下了师寿坊15幢民房，并在弄堂口挂出了由他亲笔书写的“上海大学临时校舍”的木牌。此刻国民革命军已在广州誓师北伐，上海大学的声势蒸蒸日上。

　　1926年3月22日，民国日报又刊登了《上海大学为在江湾购买地基通告》，准备在江湾建一所永久的校舍。1927年春，上海大学新校舍建成，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他强行查封上大，将学校改名为“国立劳动大学”。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上海大学的红色基因，生生不灭；革命精神，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