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过程中，他的团队负责了《旧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三部书修订整理。最新消息显示，后两者已完成出版，而《旧唐书》项目，正在紧张进行中。

　　这么牛的陈老师，却有个最“怕”的事儿：给学生出的书写序。“写序有两点，一当然是要深度理解他们研究，二是不能提研究过程中的‘伤心往事’，哪怕被我‘骂’过很多次……”，眼前的陈老师皱眉苦恼的样子，却也隐隐流露着自豪，“每个学生请我写，都要写的，就好像孩子饿了，做家长的要给他做饭一样。”

　　对陈尚君来说，带学生做学问，就是一群聪明人，踏实做“笨事”。而不经意间，他也成为校园中一段传奇，令更多年轻人心向往之。

　　“唐朝神探”和他的学生

　　复旦校园里，即使不是他的学生，都知道他的“唐朝神探”之名。然而，佳话背后的考证探查，百转千回。

　　王国维关于学问有三种境界之说。陈尚君特别认同，在他看来，第一是超越俗谛，第二是发奋努力，第三是豁然开朗。这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过程，才能在学术上真正得到成熟，“现在的年轻人，他所受到的教育完整程度，他所掌握中文和外语的条件，对于世界各路知识能够了解的渠道，以及知识积累起来的完整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我们那个时代，关键是你能不能有那么一种决心和态度，”陈教授说

　　他的学生唐雯，至今记得当初师从陈尚君攻读博士，在老师的建议下以晏殊《类要》为对象进行系统性研究。上百万字的书，逐字输入计算机；所有引文逐条检索，证其有无；对文本中可能的误传，查核各种传世文本加以复核。

　　后来，在陈老师给她的研究书稿的序中，她看到这样的文字：“当我建议唐雯做《类要》研究的时候，当然知道她的学养和能力，距离要完成此书的整理还相去很远，但我始终认为，一个优秀而有潜质的学生，适当给以超过实际能力的责任，常常可以焕发出超过预期的能力……过程中，她不断告诉我工作的进展和研究中碰到的困难，我虽尽力给以解答，其实心里始终在犹豫：对一位初涉文史的女生来说，如果整理一本有前人研究基础的规范文献，或许还能胜任，而对于《类要》这样一本内容丛杂、文本错愕得不太规范的大书来说，对她似乎有些过于沉重。虽然不可避免地走过许多弯路，所幸她始终没有放弃。”

　　带着这样的学术传承，几年后的今天，唐雯已经和仇鹿鸣、夏婧等几位年轻人，一起跟随陈尚君，埋首于《旧唐书》修订的巨大工程中。其中，仇鹿鸣是很年轻的一位。身边朋友也曾问他这样的问题：修订史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他马上会收住笑容，认真回答：“以前的史家说‘国可亡，史不可灭’，还有人曾用生命来守护它，那时固然有为王朝捍卫正当性的考量，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历史是民族共同的记忆，不能想象，如果全部抹煞或者歪曲，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现在我们做的或许只是点滴的校对、修改，但也是对前辈的致敬，更为了今后的传承。”

　　画出雨燕冬飞的轨

　　在复旦校园，深夜仰望光华楼，几乎总能看到27层的一点灯光，那是陈尚君的研究室。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同学说，每晚从图书馆自习结束，看到27楼还亮着的灯，想到陈老师依然在伏案工作，便不禁燃起一股热情：陈师尚且如此，吾辈仍需努力！

　　“那是大量日常而琐碎的事，”当被问及修订工作，陈尚君常这样回答，“现在发表一篇论文，很快就能在评估等领域‘见效’，而像我们在做的长期积累的集体项目，成果认定和有效性来讲，并不是那么乐观。团队里的年轻人需要用另外的东西来‘压住’。”陈尚君说。不过他相信，长时间在浩瀚的历史文本中开垦，往往能将学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好处还是自己的。

　　什么是“日常而琐碎”的事？许多陷落于“一笔半笔”之差的时光，已属寻常。如，唐代洛阳，曾有一段时间被称为“洛州”，当时还有个相差几百里的地方叫“洺州”，传世史书里，两个地方只差半个笔画——出不出头。这其中的认证核查，需要的不仅是对当时可查所有文本、版本的追究，更涉及制度设置的年代勘察。

　　细枝末节，锱铢必较。他觉得，一般的学术研究是个人的意见，而自己和大家一起做的这件事，希望成为定论，或更接近真相。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在采访的最后，陈老师语出惊人后，又娓娓道来：难道不好奇春天之前，燕子去哪里了？不久前，卫星定位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跟踪显示，北京的雨燕，在冬天飞到了遥远的南非过冬。这在传统技术视野下，几乎难以想象。

　　“我很庆幸，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有机会画出‘燕子冬飞的轨迹’，”他说，相比前辈史学家，如今生活在一个更加昌明的时代——海内外善本的广泛调查与发现，工具书、索引的大量编纂，甚至全新出土的墓志碑记……各个领域的新发现、新成果层出不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技术发展而实现的古籍数码化，使专业资料检索的便捷准确程度大大提高。以现代的方法和理念，将传统的路子走到极致，用现场还原的方法，来寻找历史文本的每一处痕迹，是陈教授现在想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