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兴建之后，浦东人在大上南地区建造了一片与浦西对称的区域。

　　由于从原南市区搬迁而来的居民居多，上南浸染了许多南市的口味和习俗。

　　除此之外，浦东本地农民、外来务工者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汇聚于此。多年来，各色口音和习惯相互磨合。

　　许多人生活的跌宕，就印刻在了这片土地上。

　　与浦西隔江相望的大上南/摄影杨卓

　　蔓趣公园，过去被戏称为“煤气公园”，是很多人的童年乐园。/摄影杨卓

　　在蔓趣公园，打牌谈天的居民们。/摄影杨卓

　　昌里路三钢里好比是浦东“新天地”/摄影周亦鸣

　　上南公园一角/摄影周亦鸣

　　上南七村，棉花毯“公然”晾晒在外头，俨然是弄堂生活的痕迹。/摄影周亦鸣

　　上南九村阿姨在杂货铺门口话家常/摄影周亦鸣

　　野生“乡下”的消失

　　上南，地处浦东，靠近黄浦江畔，与黄浦区和徐汇区隔江相望。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这片新村是四方杂处之地，若在里面转转，打听一下居民们的来路，他们的回答各有不同，有征地回迁农民、南市和徐汇的动迁户，也有早早在这里买房的外地人。事实上，这也是许多上海居民区的缩影。

　　早在民国初年，浦东民族工业就有了以周家渡为中心所兴建的钢铁厂、码头、轮渡等。解放前，上南路和耀华路是该片地区仅有的两条道路。解放后，附近还有近2000户农名渔民搭建的简屋和滚地龙。这时的“新村建设”是为了回应当时工业发展和住房短缺矛盾。上南地区的上钢新村辖区原为农田，种植稻、棉、麦、蔬菜等。1952年，第三钢铁厂在此兴建工人新村，面积2735平方米，100户职工搬入新居。

　　假若今天的上南人站在1960年代的上南路上，他也许根本无法辨认出方向。当时，曾经有过一个9岁的小男孩带着一只篮子、一把剪刀，花三分钱从江边码头乘轮渡过江，途经上钢三厂，穿过农田、荒地、水塘，急急忙忙奔向田埂采野菜。也有过某个兴致勃勃的少年为了抓蟋蟀，从浦西摆渡过来，坐上烧着煤炭的小火轮，看到岸边拉网捕鱼的老人。

　　假设年近古稀的时德平（化名）回到十几岁的小时候，他多半是在家门口和捣蛋鬼们一起上蹿下跳抓知了、螳螂，用棒头敲农沟，捞了泥鳅、小鱼带回家烧着吃。分布四处的钢筋水泥碉堡也是他们的乐园，他们在那里钻进钻出、爬上爬下，动不动就是两个小时。

　　这是他怀念的那个野生“乡下”。

　　时德平的“乡下”大约是1970年代开始消失的。1971年，打浦路隧道通车。1979年，上南新村和雪野新村兴建。至1992年底，共建工房2000余幢。新村的建立时间按数字排序，以上南九村为分界，其之后的新村兴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其中包括商品房。上述新村协同上钢新村，逐渐形成上世纪至今的上南地区生活风貌。

　　而今俯视大上南地区，会看到，以上南路、昌里路的交叉点为中心，上南新村、上钢新村、德州新村、济阳新村等火柴盒一般的工房，向两边辐射，星罗棋布，北临中华艺术宫、世博源，南靠川杨河边界。

　　自1990年中期起，从浦西南市区动迁而来的居民有意在上南复制一条城隍庙福佑路，得到特许做小生意。白天，空荡荡的架子整齐地沿街排列，遮挡了视线。晚上，堆满小商品的摊位和来往顾客挤得水泄不通，灯光影影绰绰。这条路就是闻名一时的浦东南京路——昌里路。

　　大富贵酒楼是另一个南市元素的代表。2010年6月，大富贵酒楼在上南开业，一方面，总店“两房一厅”（“两房”特指卤味和点心，“一厅”特指堂吃）的模式被照搬过来，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发现“本土化”的影子，比如这里的菜价比其他店便宜20%，再如，从婚礼酒水到便餐，你可以吃到各个档次的餐食，丰俭随意。

　　南市的生活痕迹、记忆一直深深影响着上南人的口味和生活习惯。不在一江两岸都待过的居民是体会不到其中妙处的。

　　三钢里，似乎是从浦西“新天地”移植过来的。几栋棕色房屋围成的方形聚落里面，铺满了“弹格路”。这里是许多居民和老朋友亲戚们聚会的据点。“我几乎每家都吃过的。”69岁的吴才顺（化名）说。

　　退休后，他习惯独来独往，有时和家人在三钢里聚餐，这里代表着他生活中比较有烟火气的部分。

　　“人感觉好像有一种精神”

　　时德平一家最初搬到浦东是跟随父亲工厂迁徙，1964年，无奈房东收回房子，在房管所的安排下，他们从塘桥搬到上南路1000弄，租金三四块钱一个月。虽说是两家人家合用灶头间，但一家八口从民房搬到位于二楼、面积二十几平米的两室户里，也感到生活条件上了几个档次。

　　邻居都从浦西搬迁而来，邻里关系融洽，他们一起参加“向阳院”（以居委会所辖的街巷为单位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教育活动）。时德平参加读报，组建小分队，表演节目。

　　大哥入伍参军，因而照管四个弟弟妹妹的重担就落在老二时德平肩上。他记得，煤球店就位于上南路斜对面、今昌里路角上，他每个月在那里凭票领供给。

　　“生活环境、交通虽然没现在好，但是人感觉好像有一种精神，有一个盼头，将来会越来越好。”他说。

　　1968年，时德平面临中学毕业分配。班主任老师问他：“侬自家想到啥地方去？”他自忖是班干部，家中三代红，又是顶梁柱，自觉分配到工矿（上海国有企业）没问题。没想到，他被分到江西农场。老师说：“侬到南市区毕分组（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去，还有希望。”

　　毕分组重新考虑他的情况，把他分到工矿，他本以为如愿以偿了。那年9月份接到通知时，他得知，自己被分配到上海城建局，即浦东工务所。“工务所啥概念，阿拉一点都不清爽。”他说。

　　“我去报道，格辰光阿拉单位就在在浦东南路、东昌路旁边。分进去的学生在学堂里厢都属于佼佼者，进去以后，阿拉没有一个不哭的。”

　　原来，工务所的工作就是修马路、通阴沟。“敲丁字形的羊角、大榔头，乒乓乒乓。老早都没交关工具，全部是人工的。阿拉格辰光只有靠20岁，还在长身体的辰光。”他说。

　　他每天从上南走到白莲泾，乘5分钱公交，到塘桥再步行，走到庄家桥（今东昌路），再乘5分钱公交。如此每天往返可以省四角钱。

　　每天工作虽说苦不堪言，然而往返路上看着绿油油的农田傍着黄浦江连绵不绝，他心中是惬意的。

　　机遇在四年之后来临。1972年，石化总厂在金山筹建。单位领导认为他表现不错，问他是否愿意去。“格辰光我是毫不犹豫的。”

　　时德平选择扎根在金山，只有在双休日才可能回上南探望亲朋。围海造田后，金山日新月异，他也看着上南渐渐变得教人认不出。

　　“我听到这口音倒蛮欢喜的”

　　到八十年代以后，上南、德州、济阳等住宅小区大规模兴建，浦西人大批动迁到上南，轮渡汽笛在江面上长鸣不息，越来越多的工人或者居民每天都不可避免要乘着黄浦江的波涛挤一挤。有居民说，上海曾经发生摆渡乘客过多，以至于把船老大挤到黄浦江里的事件。

　　八九十年代，生活轨迹随着时代而迁徙的还有一拨人：浦东本地农民。他们的土地被国家征用，回迁到上南新村。上南七村的保安沈强（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1986年，兄弟姐妹分家了，阿拉这批分房子最不格算，每个人7平方左右，三口之家，两室户住到现在。”他说。

　　沈强从杨思中学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钢厂当工人。“我读书还可以的，老师问我：‘高中再读伐？’我讲不读了。老早城乡差别多少有点的，有的做工人就算了。”

　　钢厂位于江边码头，每天摆渡过去，骑车5分钟就到。没想到，2000年左右，单位倒闭。他回到上南，在保安岗位上工作，每天看着车来人往。“上海啊，海纳百川。”他说。

　　浦东，浦西，农民，工人，外地人……大上南如同是一个魔方，融汇了参差不齐的元素：语言、习惯和成见，彼此磨合，更新。

　　“有个物业里修水电的，本地人，嗓门哇啦哇啦，像要寻相骂一样，带粗话的，老难给人好印象。伊做事体老踏实的，在居民当中口碑老好。认识人有个过程对伐，阿拉也相互尊重。”70岁的居民史习平说。

　　“话不投机，总管跟阿拉两样的。”吴才顺说，但他又说，“后来变脱了。浦东人和浦西人融合得蛮快的。有的男的打扮得比浦西人还浦西呢。听伊拉口音就晓得伊拉是啥地方人，我听到这口音倒蛮欢喜的，我自己也会讲这个言话。”他打趣道，“现在交关人外地人上海话也讲得蛮好。”自从在任教的大学得到福利分房，他从浦西“上只角”搬到上南八村已有30个年头。

　　“回过头来看，上海变化很大，生活在其中，感觉变化很慢。”他说。

　　巨大的变迁，往往只是在一草一木、街头巷尾，一点一滴酝酿。

　　“啥人情愿搬脱”

　　沿着成山路往西，朝上南路走，进入封锁路段，这里是13号线二期剩余段的施工现场，预计明年通车。届时，除却几十条公交线路之外，8号线和13号线一纵一横穿过大上南地区，四通八达。难怪上南人说，早就不觉得他们家离市中心遥远了。

　　封锁路段尽头是上南九村的入口，好比是整片九村北缘面向外界的一个开口。生人走进来辨不清方向，再往里走，只看到斑斑驳驳的楼房遮挡了去路。

　　“往前直走到头，右转，一个小门出去就是了。”坐在杂货铺门口的紫红T恤阿姨乐得给人指路。她身后是一栋圆弧形的小屋，绿色油漆的窗户前摆着几个旧桌椅和橱柜。

　　见来人稍作逗留，她好像是找到了伴一般，打开了话匣子：“倷是来动迁的啊？阿拉住在这里27年了，天天望动迁。”

　　“老九村，一塌刮子（区区）372户人家。前腔讲要造电梯，后头又不造了。”她接着说。

　　“阿姨店开了几年了？”

　　“6年了。阿拉是困难户，街道照顾，借给我们房子。生意不好，一天都卖不出两瓶水，坐在此里就是解厌气。”

　　正说着，迎面走来一位黄色T恤阿姨拦腰抱着胖嘟嘟的婴儿。紫红T恤阿姨立即满面堆笑：“哟，抱孙子，养了几个号头（月）啦？”

　　“六个号头了。”

　　“六个号头就噶胖啦。”她说，仍旧摇着蒲扇、笃悠悠坐在门口。

　　这样的情景在新村里是屡见不鲜的。人们来来去去，总有些粘稠的维系。

　　早在十年前，时德平出手了上南的住房，为新婚的儿子在周浦购置了面积更大的新房。如今，三代同堂。他也不免会抱怨：“那里农村乡下人多。”

　　时至今日，他和老伴仍会每周雷打不动，乘一小时车来到上南。探望亲友，到东方医院看病，或者是带着小孙女来玩耍，都熟门熟路。

　　“阿拉这种人还是欢喜到熟悉的地方。啥人情愿（搬脱）？”他说，语气中有些许无奈。他正坐在上南公园绿树环绕的白色顶棚底下，小孙女笑盈盈地从对面的滑滑梯蹦蹦跳跳地朝他走过来。

　　“阿拉要回屋里去了，马上高峰辰光要到了。”小姑娘一旁的老伴提醒他。

　　而对于时德平来说，或许只有在上南，才真正意味着“回家”。只是，上南也不复是当年那个老地方了。

　　因为世博会，上南经过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凡是沿街的房屋和设施统统改头换面。在红彤彤的中国馆的俯临下，纵向贯通的上南路被拓宽到8车道，其宽阔之势，迎送着车来人往。难以想见的是，40年前，这里只是一条只容两辆车子通过的小马路。

　　时间一往无前，空间变幻，往往裹挟着许多人生活的跌宕。